康复者自述：长达23年的强迫症，竟一朝自愈（上）

栏目：家庭教育  时间：20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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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有一位读者有感而发，在留言区简单讲述了她罹患强迫症22年后，竟神奇自愈的经历！
我当时非常惊讶！精神心理障碍患者自愈的例子虽不算罕见，但比例实在很低，更何况她病史如此长，得的还是强迫症！
无论在主流精神科里，还是在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领域，强迫症的治疗难度都很大。很多精神科大夫甚至将其称作精神障碍里的“牛皮癣”。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在强迫症的文章里作过分析。
所以，这位读者的强迫症能够不治而愈，这不仅是不易，简直是幸运！我看到她的留言后，第一时间回复，请她分享自己的患病、康复经历。虽然不是每一位患者都能自愈，但她的经历至少能说明，强迫症是可以痊愈的！
她很快就答应了，并发来邮件取得联系。不过，由于当时她事务缠身，撰写自述文章一事暂时搁置。
当时，该读者在我们的文章下留言
前不久，我们再次收到了她的来信。她用数万字讲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成长经历、患病过程，以及强迫症对其性格、婚姻、家庭和教育下一代的影响。
她甚至回溯了其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家庭背景，她父母和丈夫的原生家庭。深刻地揭示了那个特殊时代对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原生家庭的教育方式是如何对一代代人产生连锁反应。
而且，她的文笔优美，真挚动人，令人通篇阅读下来仍回味无穷。再者，我和她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她的经历令我深有共鸣。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精神心理的专业角度，看了她的分享，我都有特别多的感触。
在此，对于她的无私分享和用心之苦，我和我的团队小伙伴们郑重地表示感激！
由于篇幅较长，我们将她的自述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今天的文章里，她主要讲述了其上大学前的成长经历、父母的教育方式，以及她是如何在12岁那年罹患了强迫症：
先是得了余光强迫症（也被称为“余光恐惧症”）；后来又得了强迫记忆，具体来说是图像记忆强迫症。
在明天的文章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她的自述（下）篇，揭秘她的强迫症到底是如何不翼而飞、不治而愈的！
——何日辉
（以下是本公众号读者、强迫症康复者丁念莹的自述文章）
我出生于70年代，与何医生应该算是同一年代出生的人。
70后普遍经历过贫穷，那时候整个社会都很穷。但是70后也享受了时代发展的红利，比如90年代我们毕业时找工作比现在容易很多，还赶在房价飞涨前以白菜价买到了一线城市的房子。总的说来，70后普遍观念传统，因此思想上的束缚也比较多。
言归正传。我想分5个部分讲述自己的经历。
一、我的原生家庭
二、12岁开始罹患强迫症
三、35岁意外自愈
四、23年强迫症对自身性格、事业和婚姻的影响
五、 我对女儿的家庭教育
01、我的原生家庭
我从小与外婆及母亲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我的外婆和母亲是两类人，是各自的成长经历造成的。
外婆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是那个年代罕见的独生女，书香门第，家境优越。她从小上新式学堂，外公外婆在这所学校相识，自由恋爱结婚。
外公的家境更好，是当地望族，外曾祖在政商界都有影响，他的名字至今还在老家的县志上，被称为开明士绅。所以，外婆在30岁以前过的是富家千金加豪门少奶奶的生活，无论后来怎样落魄，她的人生底色是鲜亮的。
解放后暴风雨来了，因当时的政治原因，外曾祖被镇压，外曾祖母投井自尽，好好的一座大宅子被一把火烧光，我外婆常常感叹，那么好的一座宅子，几十个房间，留着办个学校不好嘛。外公本是大学高材生，此时老家不敢回，上海也不敢呆，躲到外省当司机，没多久就生病去世了，死时只有35岁，留下3个年幼的女儿，我母亲是老二。
我母亲打记事起就生活在贫困之中，一家人靠着外婆做中学老师的微薄薪水艰难度日。最苦的时候，连家里的椅子、蚊帐都要拿出去卖了换钱买食物，经历了几次抄家，外婆因藏了几张过去的照片还被批斗，差点死掉。所以，我母亲从小经历的是贫困、白眼、辛酸、无奈。她的人生底色是灰暗的。
我们懂事之后，家境已经好转。我眼中的外婆懂吃会穿，表面谦和，实则胸藏傲气，等闲之人入不了她的法眼。中年时的困顿又让她的性格里带着锐利和坚硬。
而我母亲就不一样了。她处处谨小慎微，说话格外小心，唯恐说错话得罪别人；人情世故也很用心，生怕礼数不周招人非议。哪怕她自己不开心，也要做得让别人开心。她的内心敏感又自卑，在她身上缺少外婆那样睥睨世间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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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外婆与母亲如何不同，她们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要求是一致的：考大学，考最好的大学。
在外婆眼里，我们就该上最好的大学；而在母亲眼里，要借此平复她心中那个意难平。当年她的成绩足可以上清华，可是就在高考前一个月，她被取消考试资格赶出学校，就因为她的“出身不好”，必须接受劳动改造。
没几天她的名字就上了知青榜，留着眼泪下乡务农去了。此后十几年，她一直呆在乡下，先是务农，后来做小学代课教师，直到79年邓公上台大赦知青，她才得以回城，那时候我都快上小学了。
我母亲回城那一年，恰逢县里组建实验小学，公开招考教师。母亲拿出当年学霸的狠劲复习迎考，最终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被录取，自此才有了正式编制，后来因为工作出色，被调到了教育局工作。
外婆和母亲对我性格影响很大。我从小跟外婆生活的时间比较长，一言一行都有标准。小时候吃饭时经常被外婆用筷子打手，不是因为手肘的位置不对，就是因为拿筷子的样子不好。说话时不许发嗲，发嗲了要被罚站墙角；不许和街坊邻居的小孩玩，因为外婆认为他们是三教九流的人。
写到这里，我脑中浮现外婆的音容笑貌，一时觉得可乐，一时又觉得辛酸。那个时代洪流吞噬了太多人，像外婆这样坚强地活下来的每一个人都值得致敬。
我从小被外婆管束在家里读书写字，童年除了表姐表弟，其它时候没有玩伴。外婆的严格管教让我成年后在仪态举止上无可挑剔，但是长大后我却不由自主被那些行为不羁的人吸引，比如我丈夫。他的很多行为举止在我看来都是要挨打的，可他做得理直气壮，一点不妨碍他社交，他的朋友们还都觉得他是个真性情的人。
我母亲来往的朋友多是老师。何医生也知道，教师子女出学霸的比例很高，但有心理问题的也很多。自打我上小学起，每年都会听到母亲说谁谁的儿子考上了清华，谁谁的女儿考上了复旦，谁谁的孩子有点可惜，只上了XX大学。
其实，这个XX大学也是历史悠久、名人辈出，放在今天也是个响当当的985。但是母亲的态度使我心里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认知：除了“北清复交”，其他的大学都平庸。如果非要再加一个好大学的话那就是父亲的母校，一所工科名校，它的建工专业在国内排前三。后面关于父亲这一块我再细说。
以我现在一个成年人的认知来看，我母亲当年对于大学的看法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我不怪她，在她的愿望里，糅合了她对我未来的期许和对自己命运的不甘。何况八十年代还是计划经济，谁能想到30多年后社会变得如此多元，有如此多的细分领域可以让人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每一代人的认知都被其所处的时代限制了。
可惜，我最终考上的大学并没有达到家人和自己的期待。大一放暑假我乘长途大巴回家。边上的一位阿姨看我像个学生就问我是哪个大学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是大学生，我职校毕业在厂里打工。” 那个阿姨不可置信地看了我好几眼，再也没有跟我说话。
说实话，我自己也很吃惊怎么会如此回答，日后想起很多次，始终不明白当时的动机。这算不算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残？就是我做不了理想中的自己了，索性毁了自己的形象。我又想到了北大轼母案中的吴谢宇，他在杀死母亲之后做了好几年牛郎，是否也有自残的心理在其中？
再来说一说我的父亲和他的成长背景。
在我10岁以前，我每年只和父亲见一次面。他大学毕业以后，像那个年代的很多大学生一样被分配到祖国的各个角落。
父亲还算幸运，他工作的地点离老家不是很远，每年春节得以与我们小聚。但即便父亲回家，我跟他也很少独处。他忙他的，我和表姐弟玩我们的。后来，父母也觉得这样长期两地分居不好，父亲调回老家工作。
我父亲这个人很有意思。喜欢他和讨厌他的人一样多。喜欢他的人多是他的学生，讨厌他的人多是他的同事和下属。
父亲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当年完全凭自己的聪明考上名牌大学。他在农村出生长大，奶奶是文盲，爷爷原先是个小有名气的西服裁缝，主顾多为上海滩的富贵人家。解放后爷爷的客户都走了，出于生计，爷爷跟着几个老主顾去了香港。
爷爷开始还往家里寄钱，但到了60年代大饥荒时却没了音信，后来才联系上。父亲为此十分痛恨爷爷，因为父亲成年后了解到，那段时间我爷爷和一个女人在香港同居，却任他们母子在饥饿中挣扎。
反正打我记事起，父亲和爷爷不能单独在一起超过半小时，否则就要吵起来。爷爷因实在和父亲难以相处，最后又回了香港，后来孤身一人在香港的养老院去世。
我父亲智商高，专业能力强，在技术上别人都很服他。可大概是从小成长的过程比较艰辛，爷爷又常年不在家，母子常被村里人欺负，所以父亲的性格敏感、多疑，比较情绪化，内心深处还有一点自卑。在外面他又很自大，得罪了不少人。
八十年代，全国兴起了一股建筑热潮。老家政府决定乘势成立一所建筑中专，专门培养建筑方面的技术人才，日后可以走出去。父亲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因为父亲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又是名牌大学毕业，当地政府就选中了他。
学校初创，父亲除了管行政，还兼了几门专业课的教学。他课讲得好，课后谁来找他问问题都耐心解答，学生们很喜欢他，他和学生亦师亦友，友情持续了一辈子。
他的那些学生因为出道早，几乎个个都吃到了房地产发展的红利，成了身家不菲的富豪。父亲退休后还常常被学生请去外地讲课，或者是培训技术人员，或者是帮忙解决技术上的难题。他去世时，好多学生连夜从外地赶回来，就为了送他最后一程。
父亲其实是个单纯的人，他做老师游刃有余，因为他专业精湛又待人诚恳。可是他的性格做管理却很吃力。他说话直来直去，不懂斟酌，也不看场合，常常把人批评得下不来台。为此和学校几个老师结下梁子，彼此在路上碰到都当对方是空气。
这些人里面，有我外婆的老同事，有我母亲的老同学，她们为此很尴尬。尤其是我母亲，那么小心谨慎的一个人，一向认为得罪人是天大的罪过。她常常规劝父亲好好说话，但是每次都以两人大吵告终。父亲觉得母亲看不起他，母亲觉得父亲太固执，骂他刚愎自用。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母亲一直拿父亲做我的反面教材。她经常对我耳提面命，教育我说话要小心，“ 一句话让人笑，一句话让人跳，不要像你爸爸那样说话得罪人。”
母亲用心良苦，她的本意是希望我未来的社交顺利，少走弯路，可实际的结果却是弊远大于利。
中学时还看不出来，因为那时人人埋头刷题没有什么社交。进了大学，我和同学的差距立刻显露出来。在一群青春活泼的人堆里，我是最寡言沉默的那一个。不是我不想说，而是我经常要在肚中打腹稿，斟酌话怎么出口才能面面俱到、不得罪人。
可还在我犹豫的时候，别人的话题已经转向了，我打好的腹稿没了用处。我当时已被强迫症症状拖累，反应比较慢，加上出口前要斟酌，十次里有九次我插不上话。次数多了，我自己觉得尴尬，别人觉得我无趣。我越发害怕人多的场合，班级活动能躲就躲，只和少数几个同学来往。
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直到我母亲去世，且我和丈夫共同生活了十几年之后，我慢慢受他影响，才有胆量在人群中开口。
我读高中的时候，母亲大概是觉得我懂事了，常常向我倾诉婚姻的不幸。总结起来就两点：他们的结合是时代所迫，他们彼此不合适。现在回头看，母亲这话也对也不对。他们两个在精神层面上其实是匹配的，两人都喜欢读书学习，博闻强记，可以一起谈古论今。
我记忆中和父亲一起生活的那几年里，一家三口常常在餐桌上讨论各种问题，我对历史的兴趣就是那时候受父母影响形成的。有一阵我迷上了地理，父亲就给我买了两张地图挂在家里，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
那是80年代，县城的新华书店里都买不到地图。父亲因为做校长的缘故和文教印刷厂比较熟，硬是从人家厂里截胡了两张。对地理的爱好也伴随我至今，前几年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还成了生活里的一帖解药。
母亲对父亲的怨恨大概源自父亲的性格，父亲是个理工直男，不会花心思取悦女人，不仅不会，而且不屑。他理解的好丈夫就是努力挣钱上交给老婆，在外面不和女人眉来眼去。
而我母亲对情感的要求比较高，她理想中的丈夫应该是那种在家温柔体贴，在外顶天立地，天塌下来都有豪气顶着的男人。而我父亲不温柔、不体贴，又老是在外面得罪人，有些人路子野，冲到我家门上找父亲拼命。
每次父亲都害怕地躲在房里不敢出来，只能母亲出头去安抚那些人。虽然每次都能靠母亲的巧言机敏平息事端，但是身为女人，她对父亲这一点非常失望。她曾经在我面前评价父亲是色厉内荏。我父亲没能满足她对丈夫和婚姻的期待。
还有，他们的婚姻有一个很糟糕的开场，跟那个时代有关。母亲择偶时只有一个要求：男方必须是大学生，而且是正规高考录取的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不要。
这个要求不低，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人介绍，母亲认识了父亲。两下一拍即合，原本是一出喜剧，结果两边的长辈竟然都看不上对方家庭。
那个年代讲出身，我奶奶是贫农，当时是很硬气的阶层，虽说家里有港台关系，但爷爷是手艺人，那也是劳动人民，可比被公开处决的 “ 恶霸” 高多了。
我外婆这边呢，本来就压抑着一腔悲愤，听说对方这样看轻自己的女儿，更是气得浑身发抖，门不当户不对：你们搞搞清楚谁配不上谁？当即就要退婚。
这场退婚风波闹得满城风雨，虽然后来在众人的调停安抚下平息了，父母也结了婚。但是双方家庭结下了梁子，以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一直磕磕碰碰，给他们的婚姻制造了很多麻烦。
我母亲说他们的婚姻是时代所迫，大概是指如果不是解放后乾坤大挪移，她这个千金小姐能上最好的大学，能有更多的择偶选择，凭她的容貌才华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才俊不是难事。
正因为解放后被打入下层，她又心怀执念只嫁大学生，可选的人寥寥无几，渐渐拖成了大龄青年。父亲正好在那时出现，所以无奈之下只能接受这唯一的选择。
父亲的人品其实很好，只是性格上有一些缺陷。他背后的家庭价值观、在行事风格上又与母亲这边的家庭多有碰撞。如同光脚穿一双内里粗糙的鞋子，脚被磨出了血泡；虽然时间久了会结痂，也能穿着这双鞋四处走路，可这其中痛苦也是真真切切的。
父母双方家庭的冲突便塑造了我的另一部分性格。小时候去奶奶家，奶奶和姑姑会打听外婆这边的情况，边听边彼此交换不屑的眼神；回到外婆家，外婆和姨妈也会跟我打听乡下的事情，接下来当然都是不屑的评价。
对一个孩子来说，无论在哪一边，听到对对方的评价都很难受，那是一种被撕裂的感觉。血浓于水真的不是说说而已，那是真实的心灵感应。哪怕我从小和外婆生活在一起，与奶奶他们接触甚少，但是听到对他们的评价，我依然觉得难堪，仿佛身体的一部分被暴打。
可是这样的冲突又不是我一个孩子能够化解的，面对冲突我觉得自己很无能，不能去维护谁，也不能去贬低谁。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仿佛刻进了我的身体，尽管成年后有所好转，但是面对冲突需要我去调停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依然是逃跑。
实在逃不开了，我想的也是哪怕让我自己掏钱，损失一点自己的利益，只要能平息冲突，我吃亏就吃亏吧。这种思维在职场无异于在自己的额头上写：我是个无用的老好人。这种性格令我日后在职场上受了不少上司的斥责。
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我足够聪明，情商足够高，那么像我奶奶、外婆之间的冲突可能会让我成为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高手。说到底还是自己资质不够高啊。
我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受母亲的影响对父亲抱有敌视的态度。母亲去世后父亲再婚，与继母生活在老家，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也不多。我真正从心底接纳父亲是他去世前一年。
那时我已人到中年，为母多年，遭遇诸多挫折，我看人看事的心态也与以往不同。看到父亲被疾病折磨得苍老迟暮的面容，回想过往，他带给我的竟然都是美好的记忆：
他站在地图前和我讨论时事，偷偷给我买昂贵的文具，大热天跑去印刷厂截胡地图，为了给我治病去借债，为了还债一个人在他乡工作。
哪怕我敌视他，他也从没有给过我半分脸色。写到这里我不禁泪如雨下，我对父亲的接纳那么迟，在我生命的前期，那么多年里，竟然错过了那么好的父亲。
02、12岁开始患病
我初中时就读于当地一所省重点中学。那个年代小升初还是全县统考，我考了全县第一。呵，何医生是否嗅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没错，过早、过多的赞扬，反而让一个孩子的精神变得脆弱。
加上，上面提及了我外婆、母亲对读书高标准、严要求，使得我从小就过着如今“00后”孩子的生活：读书，作业，补课……没错，那时候虽然社会上没有补习班，但是我外婆，我母亲亲自上阵，督促我的学业。
初中以后她们的知识储备不够了，于是我母亲利用她在教育局上班的便利，请到不少名师来我家补课。说实话，我对自己补课深以为耻，因为别人都不补课。但是当年的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一边羞耻，一边乖乖上课。
我们这一代人承担了母亲和外婆两代人的期望，这也让我背负了比别人更重的心理包袱。
自打进入初中，我就被老师看得死死的，当然这背后有我母亲的功劳。每一次小测验的成绩，我母亲可能知道得比我更早。这次数学比上次退步了5分，那次英语听写没有全对……做尖子生的心理压力远远超过差生。
何医生您这些年接触的病患中，可能尖子生的比例不小吧。关键是，很多尖子生其实是“人造尖子”。如同当年的我，原本智力平平，不过是比别人多学了一些，就以为自己能力超常，家长也怀揣高于实际的期望。
我从小学到初二之前，一直都是校篮球队的队员，每周花很多时间训练，还代表学校去外地打比赛。同时能保持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小升初的时候还考了全县第一名。
别的学生和家长都觉得我很神，母亲外婆为此十分自豪，她们经常对别人说我的了不起的经历，而且是当着我的面说。
其实我之所以成绩好，跟母亲和外婆在家中的辅导分不开。但是她们的当面夸赞，别人的羡慕，无形中让我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够做好，而且应该做好。
对自己的高标准一旦形成，就会慢慢吞噬自信。别人考80分就对自己很满意了，我却因为没有考到100分而自责；别人进了前十名就很开心，我却因为从第一名退步到第四名而懊恼，总达不到自己设定的要求，总也没有开心的时候。负面的情绪越积越多，人真的越来越不自信。
孩子从小被顶在尖子生的杠头上，天长日久，原本父母的期望被内化成孩子对自己的要求，生生给自己套上了枷锁。一个人身负枷锁原本就跑不快，却要强迫自己跑在前面，时间久了精神躯体不堪重负，定然要出问题。
我第一次犯病是在初一下学期。班上有个女孩子小芸成绩和我不相上下，长相甜美又能歌善舞，在班里人缘比我更好，可能是因为她的状态更加轻松快乐吧。她的父母每天在麻将馆度日，从来不管她的学习，所以她没有背负我那种来自家庭的心理负担。我对她的情感很复杂，羡慕嫉妒恨都有。
不知从哪天起，我上课时总忍不住要看她，看她在做什么，看她能否回答老师抛出的难题。看了又马上责骂自己不专心听讲，担心上课效率低要影响学习成绩，告诫自己不能再看了，可是又管不住自己的眼睛，再看，再骂。
思维的死循环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我强迫症的由来，这个症状现在好像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余光恐惧症”。知乎上搜一搜“余光恐惧症”，能搜到不少人绝望的求助帖子。
八十年代，中国尚未有心理咨询的概念。我在二十多年以后，才从媒体上了解到自己那些举动被称之为强迫症，我当年就是觉得自己不对劲，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自己为自己羞耻。
当年如果有心理咨询师和我聊聊，告诉我这一切没什么，也许我能很快放下心结轻松上阵，我的人生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精神上，我备受强迫症状的折磨；在躯体上，高一时我因一次意外而大腿骨折。由于手术后的恢复期长达半年，我不得已休学在家，偶尔也会翻翻闲书打发时光。
有一天我在书柜里发现了一本薄薄的册子《全脑记忆》，好像是姨妈搬家时送给我的，放在角落里吃灰好几年了。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真希望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开启了又一个潘多拉盒子，使我发展出了又一个强迫症----强迫记忆。
写强迫记忆这一段经历比写余光恐惧症更难，刚才我下意识地跑去厨房吃了好几块甜食，仿佛甜食带来的多巴胺可以稍稍减低那一段记忆的痛苦。
人的记忆力是天生的。我从小记忆力很强，需要记忆的学科如语文、英语、历史等都学得很好。鬼知道我怎么会翻开那本《全脑记忆》开始照方练习。大概是因为自己当时身体仍在康复中，不能长时间学习，所以想走捷径。
全脑记忆，说起来神秘，其实就是把需要记忆的点在脑海里具化为图像，因为图像更容易被记住嘛。用图像记忆的好处是，可以记住一些彼此没有关联的东西。而图像记忆的坏处就非常坏，比如：
原先可以靠逻辑记住的东西全部转成图像，日后需要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时候就要慢一拍，因为大脑习惯先想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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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我的大脑出生时给配置的是高速计算机，瞬间就能够自动联结前后知识点；现在生生被我自己降低了配置，先要手动处理图像，再去和原先的知识点联结。
原先大脑依靠听觉处理信息的能力大大降低。
从小学到高一休学之前，别人对我的评价是反应敏捷，幽默风趣。幽默是什么？就是大脑瞬间处理信息并输出的能力，一语双关，类比、反比……比如别人说去松江太远，你说又不是去松花江，能有多远？别人说你珠光宝气，你说自己只有气，没有珠宝……
自从学了图像记忆，由于记忆时过分倚重图像，少了逻辑记忆的支撑，我的思维开始变得僵化，不能像以前那样触类旁通。再者，由于缺少声音的记忆，我的语言能力也开始退化。我接不上别人的话，变得寡言木讷，这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的恋爱和婚姻。
练全脑记忆一年左右，我发现了上面这些问题。我决定放弃，可是却怎么都回不去了。图像记忆如同植入电脑的病毒一般在我脑中泛滥，我无论学习什么，脑中第一反应就是先画图像。我告诉自己不要再想图像了，可是没用！大脑已经不听我使唤了。
武侠小说里，常常有人练功走火入魔，好好的一个人最终练成废人。我学习全脑记忆，最终改变了记忆方式，学习方式，说话方式，思维方式，原本还算是个有灵气的人，最终变成个木讷寡言的“老实头”。真是彻彻底底走火入魔。
再回到学校，我每天的生活如同在油锅里翻滚。强迫记忆似幽灵般如影随形，无论上课写作业还是考试，我都在苦苦和脑中的图像搏斗，希望它们滚蛋。可它们就像病毒一般的存在，根本就赶不走。
除了脑中的图像，我还要和原本就有的余光恐惧症对抗。
那时，我余光恐惧的已经不是某个特定的同学了，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引起我的注意。今天张三在课堂上大声咳嗽，明天李四写作业的幅度大了些，都可能引起我的注意。
两种强迫症交织折腾，加上省重点高中紧张的学习气氛，让我身心俱疲。高二下学期，我发现自己每天情绪低落。看到别人开怀大笑，我忍不住想，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一丝丝的快乐呢？现在才知道，那时候我已经陷入抑郁了。
当时的我，如果来到现在的社会环境里，没准跳楼了。对于心理不堪重负的人来说，陌生人自杀的消息会成为他们自杀的推手。所以，我庆幸那时的自己生活在一个信息不发达的时代。
而且“70后”年少时，普遍生活在多代同堂的大家庭里，受传统的孝道影响，习惯把亲人的感受置于自己的感受之上。一想到自杀后亲人会伤心，就很难迈出这一步。
时光流逝，我终于跌跌撞撞地来到了高考。时隔多年，如果要找一个词形容我高考3天的状态，那只有两个字：梦游。
第一天考语文，我根本读不懂卷面的阅读文章。临收卷只有15分钟，我的作文还一个字没写，手都颤抖了，最后东拼西凑写了几段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交卷了；
第二天考数学，我第一遍看题，发现一道题都不会，差点放声大哭。好不容易稳住心神做题，最后两道大题根本来不及做。
到第三天才好似魂魄归宁，找回一点状态。最后的总分仅比一本的分数线高了一分。这个分数惊到了所有人！
高中几年我虽然艰难，但是成绩一直在班里的前十。班主任早早把我的目标定在了北大，因为北大有不少他的学生，去了也有照应。所以我的分数一出来，班主任惊掉了下巴，第一反应是搞错了，连夜拉着我妈赶去省教委查分数。
结果查到我的语文不及格，数学仅比及格线高3分。没人相信我考成这样，只有我自己知道，照我那三天的表现，能够踩到一本的分数线已经是烧了高香了。结果我被调剂到省属的一所师范大学。
九十年代大部分地区的高考政策是先填志愿后高考，而不是先考试再根据分数填报志愿。所以当年我们的高考暗含赌博的成分。
发挥正常的，欢欢喜喜被志愿学校录取；发挥失常的，就要恳请各路菩萨帮忙。不然即使上了一本线，也有可能滚到大专甚至中专。我最终能上那所一本的师范大学，全凭了老天护佑。
（自述文章上集完）
因为顽固的强迫症和继发的抑郁症状，丁念莹最终高考失利。上了大学后，她的病情仍没有缓解。但转机出现在大学毕业后。
到底是什么独特的经历，令她的强迫症不治而愈？后续继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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