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挽救的是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而非《平凡的世界》

　　经典的回味

　　——《平凡的世界》的几种读法

　　文/解志熙

　　多年来，我在旅途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当邻座的旅友们——不少人显然是来自乡村的新大学生或早已就业的老大学生——知道我是从事语文教学的大学老师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向我述说他们对路遥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的热爱，然后便急切地问我是否喜欢路遥的作品。

　　我当然毫不迟疑地说喜欢，并会对他们说：“我也来自农村，我的家乡离陕北很近啊，我哥哥和我就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一样，彼此的出身、年龄、经历以至于性格气质都很相似。我哥哥的坚韧可比孙少安，正是由于他对家庭责任的自觉担当，我才能解除后顾之忧，念了一所又一所大学，比孙少平可幸运多了！”事实上，许多普通读者也都是从孙氏兄弟或高加林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而才对路遥的作品备感亲切。

　　应该说，改革开放与恢复高考，的确给众多的乡村知识青年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也改变中国命运的好机会。这同时也推动了当代文学格局的改变：一批又一批来自乡村而又回归基层工作的大中专学生加入了文学写作的队伍，少数人后来成为专业作家，更多的人则长期在基层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写作，书写着他们作为个人成长的酸甜苦辣，也书写着中国社会变迁的得失利弊，这些朴素的作品也因此成为既关联着个人命运也关怀着家国命运的“当代成长文学”，从而与那些集中在少数几个大都市里的先锋而消遣的时髦文学潮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惜的是，当代批评的“话语权”操纵在一些自高自大的批评家手里，他们对这些出自基层作者的“成长文学”不屑一顾，甚至连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路遥的作品也嫌其“土气”，觉得他的作品不够“先锋”、缺乏“形而上的深度”，于是在当代评论和一般文学史著述中也就不得好评以致被摈弃不予置评，这不能不说是批评的傲慢与势利。其实，从“劳者歌其事”“诗道真性情”的经典文学观来看，这些出自基层作者业余书写的“成长纪事”才是真纯的好文学。

　　这是2015年7月初我给一位友人的创作集所写序言的开头两段。那时的我完全没有想到，清华大学校长会在不久后把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为送给2015级新生的礼物。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我也不无担心——毕竟时隔二十多年，社会和文学的变化如此巨大，在极其不同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子，能否理解路遥所倾心书写的人生经验与人间情怀呢？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现在，厚厚一册《清华大学2015级新生〈平凡的世界〉读后感汇编》就摆在我的案头，品读同学们的一篇篇发自内心的读后感，我也由衷地为路遥作品获得新一代读者的理解而感到欣慰。这印证了一个永恒的文学原理：一部文学杰作必定是由于它对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的独特书写而取胜，但这独特性不会局限读者的理解，因为人情人性是相通的，不同时代和地域的读者自会从中感悟到生活、人性和文学的普遍意义。

　　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平凡的世界》的魅力正在于它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人生、人性和社会的内容，值得人们反复回味，这也就意味着对它的解读不可能是单一的，读者其实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理解。《平凡的世界》还可以作为乡村社会风俗变迁的文学写照来读。这里，就说说我重读《平凡的世界》之后的几点感想，供同学们参考。

　　

　　对《平凡的世界》最常见的读法，就是把它视为一本励志之作。这种读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平凡的世界》最吸引人之处，即是它非常真切地写出了乡村知识青年艰苦卓绝的个人奋斗史，而这一点显然具有普遍的“励志”意义——我猜想，清华校长把它赠给大学新生读，很可能就是看中了这部小说可以作为当下年轻学子们的“励志”书吧。对此，我也深有同感。事实上，我自己就是从那时的中国乡村走出来的“知识青年”之一，并且我的家乡陇东庆阳地区和路遥所写的陕北延安地区，虽然分属陕甘，但两地距离是很近的（其实我的家乡庆阳在康熙八年之前就归属于陕西行省），革命年代的两地也同属于陕甘宁边区，其间的地理条件、生活样式、风俗习惯以及方言土语几乎别无二致，所以我读此书的叙事更是感同身受。

　　说到乡村知青，现在的年轻读者很少注意到，在十年“文革”时期的中国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国家取消高考，阻断了广大知识青年的上进之路；另一方面则是中小学教育的空前普及，大大惠及了农家子弟。农村由此积累了大量受过中小学教育的回乡知青。当然，同时还有一批又一批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他们被称为“插队知青”。这两部分“知青”，后来事实上成了三十年来的“新时期”中国社会的顶梁柱。这里单说所谓“回乡知青”。

　　“回乡知青”中的优秀分子大多具有两方面的精神特性。其一，作为农家的优秀子弟，他们普遍秉持着来自乡土社会的质朴踏实、善良仁义、自尊好强、富有责任心等优秀品格，这其实是来自农村代代相传的儒家里仁传统和来自革命精神传统的合和熏陶之所致，所以他们总是像柳青的《创业史》里的好人梁生宝一样，从小就自觉不自觉地很“学好”——学做好人，学做仁义善良、自尊尊人、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好人。此处顺便纠正一个普遍的误解：在近三十年关于十年“文革”的叙述中，那时的中国似乎是权力横行、民不聊生、斗争整人、不事生产、一塌糊涂。其实不尽然，至少在那时的乡村社会，来自儒家文化的老传统和来自革命文化的新传统之结合，仍然有效地维系着乡土中国的社会、人际和家庭关系的基本秩序和基本公正。所以作家王安忆作为一个插队知青，后来在其叙写乡村生活的著名中篇小说《小鲍庄》里，真实地叙写了一批仁义善良的乡村父老和乡村干部形象，而其中最动人的是十岁的小孩捞渣。他自幼就仁义善良、怜贫惜弱，当他为救一个孤寡老人而牺牲后，来自官方的评价是把他树立为优秀的“革命少年”典范，而乡村父老则众口一词地称赞他是个“仁义”的孩子——其实这两种评价并不矛盾——原因就在于即使在十年“文革”的岁月里，乡土社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来自儒家的仁义老传统和来自革命的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新传统结合为一体。乡村知青普遍葆有的自尊自强而又仁义善良的品格，归根结底就来自这老传统与新传统的合和之哺育。其二，这些乡村青年在村队、乡镇和县城一步步接受文化教育，既学到了知识，也开阔了社会视野，并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尤其对城乡的差别体会深刻。他们因此特别向往乡村之外的世界。尽管他们在毕业后不得不回乡，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改变自身以至于家庭命运的念想特别强烈，这成为不可遏制的生活追求和人生动力，其坚韧和强劲是城市知青不可比拟的。只要合适的时代来临，乡村知青通过个人奋斗改变个人命运以至于家庭命运的冲劲和拼劲，就会适时爆发、不可阻挡。而上述两方面特点的结合，则既会使他们的个人奋斗格外地强劲和坚韧，又会让他们在个人奋斗中保持仁义与道德的底线，从而显示出特别的光彩。

　　《平凡的世界》里的乡村知识青年个人奋斗故事的独特魅力正在于此，而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兄弟俩出自贫寒的农家，但这个贫寒之家却有着良好的家风，仁孝、正直、厚道、有骨气，也渴望家庭能在文化上翻身，所以他们的父亲孙玉厚竭尽全力支持两个儿子和小女儿上学。哥哥孙少安十三岁高小毕业后，因为顾念到家庭的困难，自动放弃了上中学，回家帮助父母支持家计，而正因为有他的自我牺牲和坚定支持，弟弟孙少平才得以完成中学学业。孙少平当然也深知家庭的艰难、父兄的不易，所以特别珍惜这难得的进城上学的机会，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开阔了视野。为了拯救家庭，他也更渴望走出家乡，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以便争取更好的发展前途。算来，孙少安应该是在“文革”前夕读完高小——在那时的偏远乡村，到过公社读完高小的人，也算是少有的“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孙少平则是“文革”后期在县城那样的“大地方”读完中学，视野更宽、心劲也更大。总之，作为乡村“知青”的两兄弟既继承了良好的农家传统教育又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两者的结合使他们特别有心劲，渴望成为“有出息”的人，这为他们后来的个人奋斗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然，由于两人在年龄上的差异和在家庭里位置的不同，孙家哥儿俩的性格和奋斗目标也有所不同。作为长子的孙少安，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和家庭责任更早也更大，这促使他早熟，所以他十三岁就自动停学回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小小年纪就成了家里的“主事人”。他的勤劳、正直、谦虚和做事有头脑，使他很快在乡村出了头，被选为生产队长，成了大队支书田福堂的潜在竞争者。务实和理性是孙少安的性格特点，他当然也有年轻人的感情和理想，但这一切都被务实的理性所支配，为此他付出了很大的个人代价、做出了感情上的牺牲，但他知道他必须这样做，他和他的家庭才不致出麻烦。所以，孙少安不得不忍痛割断与田润叶的爱情，而果断地选择了与外乡女子贺秀莲结婚。在生产队的事务上，孙少安也谨慎地不与支书田福堂直接对抗，可瞅准了时机，他也会大胆地在自己的生产队里秘密试行包产到户。而一旦认清了世事、看准了社会的方向，孙少安便成了石圪节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开办了自己的小砖厂，后来又承包了乡里的大砖厂，终于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但孙少安的人生理想始终局限于在乡里出人头地，对弟弟孙少平走出乡土的追求则不能理解。孙少平向往外面的世界，不满足于衣食无忧的乡村生活，所以他不愿在哥哥的砖厂帮忙，而宁愿外出去打工；父兄对家庭责任的承担，也使他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去追求个人的理想和发展。于是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遇，成功地一步走出了乡土——先是在原西地区当打工仔，然后果断地把户口迁移到地区附近的乡村，最终瞅准机会到煤矿当了工人。煤矿工人虽然是危险的职业，但在上世纪80年代仍是让乡民们羡慕不已的“国家人”。像孙少平这样毫无背景的乡村知青能走到这一步，既是他个人艰苦奋斗的结果，也得益于社会体制的松绑。他在这一过程中的打拼之辛苦和成功之喜悦，不是一般城里人能想象的。并且孙少平的追求也不限于一己的安乐——即使在打工和当矿工的艰苦生活中，他也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的习惯。这种超越一般矿工的精神气质，也必将有助于孙少平今后的进一步发展，而肯定不会终身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矿工。

　　

　　的确，政治经济体制的松绑、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而有知识、有心劲、有毅力因而也有所准备的乡村知青，正是在这一进程中纷纷脱颖而出，通过艰苦的个人奋斗，既改变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也推动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就此而言，以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的故事为主线的《平凡的世界》，可以说是一部改革开放时代的新个人主义的叙事。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平凡的世界》也显示出乡村知识青年的个人奋斗，难能可贵地超越了城市人惯有的那种原始野蛮的生存竞争和自私为我的利己主义，而仍然葆有仁义爱人、助人为乐的精神品质。哥哥孙少安开砖场发家了，仍然孝顺父母而且怜贫惜弱，尽量给村民们提供挣钱的机会，即使为此蒙受损失也在所不惜；他后来开大砖厂挣了大钱，也绝无“土豪”为富不仁的做派，夫妻俩积极捐资、用心修建了村里的小学。弟弟孙少平在求学与打工的过程中曾经备受煎熬，甚至受到过伤害，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不择手段、报复社会、投机钻营，而始终保持着仁义正直的为人底线。孙少平有“高贵”的女友，他也读过《红与黑》，却绝不愿像于连那样利用女友来发展自己；他的同学郝红梅伤害过他，但当他发现郝红梅迫于贫穷而偷窃、被供销社抓住后，立即出手营救她，并让供销社的人发誓绝不暴露郝红梅的过失；看到一个打工的农村少女被人欺侮，他愤而辞职，并拿出自己的血汗钱送那个女孩回家；当矿上的师傅遇难后，他主动挑起了责任、成了那对孤儿寡母的保护人。孙家兄弟做这些事，并不自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那来自他们自幼所受农家的仁义传统和革命传统的熏陶。他们虽然曾经贫穷，但在他们心中，人的尊严、正直和仁义比富贵利达更为重要，而当他们略有发展之后，也会尽可能地帮助别人。所以他们作为崛起于新时代的个人奋斗者，并没有丢弃做人的基本原则，这表明他们是比一些城里人更健康也更健全的个人主义者。

　　此处也想顺便指出一个误解：按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通常看法，乡土社会、家族观念、孝道伦理往往阻碍着个人的发展，其实不尽然。一则在传统伦理中，父慈子孝的传统是相互的，单方面的苛求不可能持久；二则个人在对家族父母兄弟尽责的同时，也会在自己的发展上得到整个家庭的倾力支援，所以中国的个人奋斗者通常不会像西方那样孤立无援。比如，孙玉厚就是一个慈爱尽职的父亲，所以他的儿女对他都很感恩而绝无怨言。为了不拖累长子孙少安的光景，孙玉厚甚至坚决与长子分了家；而当长子夫妇扩大砖厂失败、血本无归之时，他却立即与二儿子孙少平商量，拿出其孝敬自己的一千元钱，支持长子恢复生产。这些都说明家族与传统并不必然地会阻遏个人的发展。自然，乡村知识青年及其父母，也并不截然、更不必然地对恶的个人主义具有免疫力。在近年来居然有来自农村的研究生，为了个人一己私愤而不惜谋害自己的同学，而其父母竟然找各种借口为儿子伤天害理的行为辩护，甚至反过来要求受害者的父母原谅自己儿子的错误。这与孙家父子的情形真不啻天壤之别。看来，时代和人性确实在变，但是否变得更好了，那可真是“人在做，天在看”，所以也许只有天知道了。

　　同时，《平凡的世界》也可以作为改革开放的文学纪事来读。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怎样到来的？我曾在另一个场合简洁地指出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的政经变迁史：“这个新共和国在一贫二白、百废待举的起点上起步，且面临着严峻紧张的国际环境，所以几乎‘必然’地走上集体化—国家资本化之路并采取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急进手段，‘只争朝夕’地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现代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落后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现代经济基础；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这个党国一体的新共和国的一切积极势能都发挥殆尽，不可避免地走向物极必反的极端和绝境，尤其是集体主义的经济效能已近于失效，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则让人再难忍受。于是逼出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之转型，中国由此迈入了所谓的新时期，这是一个走向务实的改良主义和渐趋开明的新时期。”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改革浪潮首先从农村开启，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并很快恢复了农村社会的活力，进而扩展到城市和工业等领域。路遥作为一个出身农村而心怀家国的作家，敏锐地意识到改革对于中国的重大意义，因此他密切关注着改革的逐步开展，深入思考着改革的得失利弊，进而将全部的观察、思考和热情倾注到《平凡的世界》中。其视野之宏大、观察之细致、投入之热情和艺术之苦心，几乎是生死以之，再无哪个当代作家可以与之比拟。工夫不负有心人，《平凡的世界》因此成为不平凡的文学杰作，允称迄今最全面和正面叙写改革进程的当代文学巨著。

　　一方面，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努力追踪改革启动前后十年间（1975—1985）的历史进程，既显示出极富广度和纵深的历史洞察力，也表现出善于掌控宏大叙事的文学才力。全书第一部叙写的是“文革”末期中国农村的困境——集体主义生产方式差不多走到绝境，“抓革命，促生产”的管控已成强弩之末，农村社会的凋敝和农民生活的贫困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这也就预示着改革的必然到来，所以第二部便有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先富起来的农民办小企业的新气象。随后的第三部则展现了改革从乡村向城市的扩展。看得出来，路遥对改革进程的把握相当准确，对叙事节奏的掌控也颇为恰切，把纷繁复杂的改革进程纳入井然有序的叙事序列，由小到大、由浅入深地逐步展开。透过路遥极富感情魅力的笔触，读者感同身受地体会到改革确实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因而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自由，由此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命运，也使整个中国社会出现充满活力、欣欣向荣的局面。不过，路遥并不是一个单纯唱赞歌的作家，在他的诚实的笔下，也流露出对伴随改革而来的负面问题之隐忧，诸如正统的政治经济体制松绑之后，农民固然获得了生产和生活的自由，但农村社会的管理体制却陷于近乎真空和无序的状态，宗族势力、迷信活动乘机而起，造成了不少本不该有的问题；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普遍提高了，但小农经济的潜能其实是有限的，新的贫富不均现象，尤其是社会不公和道德迷失以及腐败也跟着出现了；在人人忙着发家致富之时，乡村社会的公共资源与公用建设如教育、水利等，则陷入倒退以至崩溃的局面……这些隐忧事实上构成了《平凡的世界》改革叙事的另一面，显示出路遥难能可贵的清醒的思考。但在以往对《平凡的世界》的解读中，这方面的内容常常被忽视。

　　

　　此外，我觉得《平凡的世界》还可以作为乡村社会风俗变迁的文学写照来读。风俗是人类社群生活的重要形式，积淀着丰富的人性与文化内容，所以，丰富的风俗描写往往是长篇小说中最有意味的元素。在《平凡的世界》的宏大叙事中，时时插入细腻有趣的风俗细节，折射出社会演变的得与失。比如，现在人们往往谈虎色变的“文革”批斗场景，其实当它落实到乡土社会的时候就不能不顾及礼俗人情。所以我们看到第一部中所写石圪节公社的批斗大会在双水村召开的时候，不过是拿一个泼妇、一个二流子和一个傻子充数，差不多演变成一场无伤大雅的乡村风俗喜剧；而纵使是双水村的掌权人支书田福堂也不能罔顾礼俗而为所欲为，所以当他发动的水利建设因为搬迁住户遭到金氏家族的暗暗反抗，金家抬出了年近八十的金老太太以死相抗，一时间似乎激烈得不可收拾了，不料田福堂却撇下支书的架子，谦卑地向金老太太执子侄礼，他的一声“干妈”和扑通一跪，刹那间化解了危机。作品写道：

　　给人下跪，这是对人至高无上的尊敬。老太太是知书达理的金先生的夫人，农村的礼教家规她比谁都看重。她虽然年近八十，脑瓜并不糊涂。她闹着不搬家，也并不是专意耍赖——一个深明大义的人设身处地想一想，老太太为此大动感情也是人之常情。但一旦有人为消她心头之怒之痛，给她双膝下跪，老太太就立刻明白她再不能以粗俗的乡妇之举来对待别人对她所致的最高形式的敬意了！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383页）

　　田福堂不愧是一个高明的乡村政治家，他在矛盾激化的时刻，不是粗暴地动用支书的权威来压服对方，而是巧妙地利用礼俗人情来应对，他放下身段的一跪反而折服了对手。这个细节非常生动地显示出乡村政治、人际关系以至于邻里矛盾等，都不能不受到传统礼俗人情的制约。当然，风俗或礼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集体化以后，双水村的枣树归集体所有，由此演化出了一年一度的打枣节，《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花了整整一章来写这个节日——

　　农历八月十四日，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无比欢乐和热闹的气氛中。一年一度打红枣的日子到来了——这是双水村最盛大的节日！

　　这一天，全村几乎所有的人家都锁上了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提着筐篮，扛着棍杆，纷纷向庙坪的枣树林里拥去了。在门外工作的人，在石圪节和县城上学的学生，这一天也都赶回村里来，参加本村这个令人心醉的、传统的“打枣节”……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230页）

　　这确实是一个盛大的乡村节日，一场乡村社会的欢快放松兼社交的节日，所以男女老幼纷纷到场，打着枣子，说着闲话，唱着酸曲，逗着乐子，全村一家，其乐融融。这样一个“传统”其实是解放以后逐渐形成的新传统、新风俗，合作化以前不会有，而当社队体制解体以后，这个新传统也随之消失了——作品后来写到，当社队体制解体后，枣树分给了各户村民，于是各家谨守着自己的那一两棵枣树，相互之间的关系反而很生分了，先前那种全村一家其乐融融的情景从此不再有了。显然，打枣节的兴衰折射着社会与人际关系的变迁，而那变迁其实并非只有得没有失。再如，乡村社会如何处理父子关系、婆媳关系，如何处理邻里矛盾，以至于如何对待孤老和寡妇，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都有一套不成文的却相沿成习的习俗或礼俗。这些礼俗当然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或有所增减，但却不可能没有，它们有效地调解着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维持着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平凡的世界》在其宏大的改革叙事和个人奋斗叙事的大骨架中，插入了相当丰富的风俗/礼俗描写，成为这部巨著的细腻肌肉，从而使全书骨肉均匀、丰富饱满，大大增加了全书叙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事实上，《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在广大的中国乡村社会赢得那么多读者和听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中充满了非常地道的并且富有人情的风俗/礼俗描写，让人读来听来滋味无穷。

　　顺便也谈谈《平凡的世界》的艺术问题。因为这样一部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却由于它的艺术不够时髦而长期得不到当代中国文学评论界和研究界的重视和好评，尤其在所谓学术中心的高层学术圈子里，《平凡的世界》其实是备受冷遇的。这看似奇怪的冷遇其实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遭遇。要问主流批评家们为什么不待见《平凡的世界》，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这部作品“不入流”——不符合文学发展的新潮流。然而什么才是新时期中国文学——比如小说写作——的新潮呢？他们认为那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接连出现的“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以及“后先锋小说”等新潮，他们觉得这些新潮作品或有神话、原型、象征，或有形而上的玄思加形而下的下半身展示，或有精神分析、意识流以及魔幻感，在艺术上能够花样翻新而且技艺复杂，读来颇给人深沉得神神道道或深刻得玄玄乎乎或时髦得奇奇怪怪之感，正因如此，这些作品才堪与国际文学潮流接轨，被视为“入流”以至“领潮”之作了。相比之下，他们觉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可真是平凡无奇之至、老土得人人都看得懂，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让我又想起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的一段话——很抱歉，我已在别处两次引过他的话，此处就再引一次吧。考利说有一次他指导一个大学写作讲习班的短篇小说习作，一个学生不等他开口就说：“我明白问题所在，某某教授已告诉我，我没有好好利用门的象征作用，盘子的象征作用……”考利认为这是胡闹，他大声疾呼必须提出三个口号以挽救现代批评——

　　如果不真实，就不可能是象征；

　　如果不成故事，就更不成神话；

　　如果一个人活不起来，他不可能成为现代生活的原型。

　　我觉得同样需要挽救的乃是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而非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路遥继承了柳青的《创业史》所开创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农村叙事范式，而又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做了适度的调整和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改革开放的现实主义”——改掉了过重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和对集体主义的过度眷顾，更加开放也更有同情地看待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力求忠实地写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写出跻身于这个不凡进程中的平凡人物之典型，以及相应的社会风俗之变迁。这样一种“改革开放的现实主义”，对他所要描写“平凡的世界”和“平凡的人物”已经够了，别的更摩登更时髦的文学风尚反而与之格格不入。正因为如此，路遥绝不跟风，而是踏踏实实地用了将近六年的心力，苦心耕作他自己的文学园地，奉献给读者的是一部朴素而大气的文学巨著《平凡的世界》。

　　作为一部巨幅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艺术成就其实是不平凡的，这里只举其荦荦大者。其一，路遥在这部巨著中不仅出色地描写了一幅非常复杂的社会改造进程图，而且有条不紊、有声有色地讲述了一整套生动感人的故事，大故事中穿插着小故事，叙事结构井然有序，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因为小说毕竟是一种叙事文类，万变不离其宗，讲好故事乃是起码的艺术要求。与路遥同时或比他稍后的不少作家，虽然能写出相当繁复的作品，却往往因为不善于讲故事、不会结构作品而功败垂成。其二，《平凡的世界》更重要的艺术成就，乃是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小说都是伴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而崛起的写实文类，而写出有血有肉的个性化人物，对小说来说乃是比讲好故事更高的甚至是最高的艺术要求。鲁迅的小说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钦佩不已，首要原因就是他塑造人物的成就很高，哪怕是短短两千字的《孔乙己》，也把孔乙己写得活灵活现。新时期的小说在这方面其实是日渐逊色的，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却让读者们念念不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作品中塑造出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其中不少人物都堪称典型，即便一些次要人物，如孙玉亭、王满银等小角色，也都写得性格鲜明、很接地气，令人读来如在目前、过目难忘。其三，《平凡的世界》的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也颇为出色。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接地气的平凡人物，路遥是很“贴心”地描写这些来自乡土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所以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动，都有细腻的展示和渐趋深入的层次感。路遥特别体贴乡村妇女和来自乡村的女知青的爱情心理，他曾经在作品中感慨地为她们抱屈：

　　有文化的城里人，往往不能想象农村姑娘的爱情生活。在他们看来，也许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头脑；没有头脑就不懂得多少感情。可是实际也许和这种偏见恰恰相反。真的，正由于她们知识不多，精神不会太分散，对于两性之间的感情非常专注，所以这种感情实际上更丰富，更强烈。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230页）

　　这的确是深谙人性人心之底细的话。《平凡的世界》对乡村女性和出自乡村的女知青，如贺秀莲、田润叶和郝红梅等年轻女性的爱情心理之刻画，无不体贴而周致、细腻而动人。至于细节对于一部巨型长篇小说的重要性，其实不亚于大的情节，因为有没有丰富可味的细节，决定着一部长篇小说是否真正的肌质丰满，而不仅仅是骨骼突出。《平凡的世界》的大故事固然讲得有声有色，小细节也写得丰富有味——那些细节描写常常出现在有关风俗人情的场景和人物之待人接物的场合，这只要打开书页，可谓触目皆是，而无须多言了。

　　当然，《平凡的世界》在艺术上也的确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而有待于完善，如它的语言，热情畅达有余而有时不免直露；而夹叙夹议的语调和本色的生活语言相杂糅，则显现出路遥从政治抒情的语言向生活化的语言过渡的痕迹。这不难理解——路遥在“文革”后期就开始创作，不可能不受那时语言环境的影响，而路遥所敬爱的柳青对他的影响也不全是有益的，比如那种夹带着政治激情的夹叙夹议语调，就是柳青影响之遗留。路遥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因而在新时期的创作中非常努力地去改进，积极地尝试运用一种更为本色的生活化语言来写作。但令人遗憾的是，年轻的路遥没有来得及完成这种转换，四十刚出头就去世了。

　　2014年年底的这个时候，我的哥哥在家乡被车压断了右腿，坚强的他没有告诉我，只就近在县医院治疗，稍后发现情况严重，才转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由此，我们兄弟俩难得地有了一个多月的朝夕相聚。多年来，我其实一直想接哥哥和嫂子到北京玩玩，但哥哥总是忙得没有空闲，受伤了这才有机会来北京。2015年正月，哥哥出院到我的小家住了一个礼拜，由于身体不便，他无法到外面去玩，我只能推着他在清华园里转。那是哥哥最开心的日子。晚上我和哥哥聊天，总有说不完的话，每每神聊至深夜，看着灯下的他，我总想起孙少安。

　　我哥哥是1974年底高中毕业回乡的，他虽然比孙少安多读了中学，但我家乡的条件比双水村还要差，我哥哥不可能就地办什么小企业，也不能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因为他是长子长孙，只能留在家乡。于是哥哥先是在大队的小学兼“戴帽子”的初中当民办教师，1982年土地承包后，他立即辞职回家当了农民，伺候老人，种庄稼，抚养儿女。他的婚恋故事也与孙少安的婚恋颇为相似。我有时不禁要想：如果我和哥哥互换位置，彼此的人生会怎样？我不敢确信自己当农民会比哥哥做得好，但完全相信哥哥读书一定不会比我差。因为哥哥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高中生，数理化尤其好，如今六十岁了，说起这些东西来还是一套一套的，侄子侄女们的数理化都得益于他的辅导，而我却早已不能给女儿辅导这些功课了。并且哥哥也多才多艺，比如自学音乐乐理，吹拉弹唱都来得。哥哥当然也曾想过上大学，但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大队为了留他教书，故意不给他办理报考手续，等到1978年再次高考的时候，哥哥虽然有了手续报了名，可是他临考时在考场外面走了好几圈，最后考虑到家庭的责任，还是毅然决然地主动放弃了，稍后他又辞去教职，成了一个地道的优秀的农民。农村的活计，从种田到当土匠、做木匠，哥哥全是自学成才，成了一把好手，一乡无人可及。对弟妹们的求学，哥哥始终支持。没有他做我的坚强后盾，我不会整整十年读了三所大学。而每当我有所不安的时候，他总是宽慰我说：“家里的事有我担着呢，你放心读书吧！”

　　我一直没向哥哥推荐《平凡的世界》，因为我知道他太忙了，根本没时间读。而现在，仍在养伤的哥哥倒是有时间读了。我将把这套《平凡的世界》寄给他，他会喜欢的，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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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解志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有《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浮世草：杂文与诗集》等。

　　来 源：本文是笔者为《清华大学2015级新生〈平凡的世界〉读后感汇编》所写的导读，刊发于《名作欣赏》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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