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探究影响宋代私塾发展的社会，以及文化因素

　　原标题：探究影响宋代私塾发展的社会，以及文化因素

　　然而，一项制度如果不能及时根据社会发展状况作出一定程度的改进，那么这项制度则会落后于时代发展需求，失去过往的活力。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在中国实行百年后，其弊端日益显现，尤其是在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方面，学校教育能够采取的应对办法总显得捉襟见肘。

　　因此，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了“逃离学校”，不再让孩子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而是将目光放在其他能够更好的适应孩子个性化成长的教育方式。

　　“家庭学校”“现代私塾”等种种名目的教育机构纷纷出炉，成为不少家庭教育选择的“香淳淳”。其中，现代私塾在当代中国的不少地方兴起，并且成为很多人在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一选择，显得尤为炙手可热。

　　一、社会因素的影响

　　就宋代而言，很多地方官学也得不到持久的保障，由于资金、生源或教师的缺乏，县学等地方官学经常会出现暂时性的停顿。如南宋时期的新安休宁县便出现过此种情况。当时县学由于缺乏资金，便尘封了讲席。后来由当地的一名士大夫出资招收教师，并四处招揽学生，县学才再次恢复。

　　地方官学尚且如此，私塾教育等私学更难以稳定发展。宋代很多私塾在建立之后，教学活动在持续若干年，陷于停顿或荒废，无人修葺、管理。后人意识到当地教育的必要，然后才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开办私塾。

　　因此，私塾教育的延续性不足成为很显著的问题。这种延续性不足，不仅体现在外在力量，如政治、战争、经济等因素的干扰上，而且还在于私塾教育的主体—塾师自身。

　　因为塾师并非一种稳定的社会职业，缺乏保障，很多读书人也只是将它作为维持生计的途径。一旦这些读书人的生存问题得到解决，他们便不再需要做塾师，或者暂时放弃当塾师。两宋之际的士大夫郑刚中，在年轻时曾反复多次，间歇性的做过塾师。

　　各地所受政治、军事影响的程度不同，他们的私塾教育发展状况也会呈现一定的差异。以海南岛地区为例，海南岛地区直到北宋末年，私塾教育还很落后，据苏轼的观察，海南儋州地区的私塾经常都有教学活动，私塾中空无一人。

　　自南宋初年，据李光在绍兴二十二年的观察，海南岛地区因为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其私学已经相当兴盛，无论是进入教育机构学习的人数，还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都相当可观。

　　到了南宋乾道、淳熙年间，也就是宋孝宗在位时期。宋代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且宋孝宗锐意改革，整个国家的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私塾教育在这一时期也发展较为迅速。

　　大多数的士人不是采取独自学习的方式，而是选择跟随学问渊博的老师学习，并且在学习过程中结交学问品行良好的人作为自己的朋友。整体上学风的改善，使得这一时期人才辈出。

　　到了南宋末年，由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力量已经很难维持教育的持续发展，私塾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也处于凋敝的状态。这一时期的私塾经常性的缺乏资金，塾师的薪酬也得不到保障。

　　由于宋代私塾主要是由个人或家族等民间力量创办的，私塾的维持也是依赖于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且私塾的发展缺乏制度性的保障，众多的私塾往往在维持几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后，便自然消亡。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教育的制度性保障是不充分的，由政府出资兴建并管理的官学也经常出现荒废的情况，更不用说由力量相对微小的民间力量所创的私塾。

　　宋人在建立私塾时，将私塾的建立看作是儒家的社会责任之一，是其“分内当为之事”。程朱理学的出现，使得儒家的社会理想在教育领域内大大加强。由此而延伸出来另一个目的，就是儒家为了对抗佛教对民众的影响，争夺教化的权力。

　　儒家内部在对佛道两家的观点上存在分化现象，他们对佛道教化持几种不同的态度。其一，坚决反对、抵制；其二，温和对待，认为佛教、道家对于教化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其三，赞扬佛教、道家的教化作用。但在这三种态度中，第一种士人的影响力更大。

　　因而，当他们看到佛道教化场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而学校等儒家教化场所十分匮乏时，十分痛心。因此采取措施，不仅创办私塾，而且亲自进行教学，履行自己的社会教化职责。

　　南宋周必大在太和县的龙洲书院创办时，表达了自己悲哀而欣喜的心情。悲哀的是太和县的佛寺、道观到处都有，而学校却长年缺乏，己有的也破坏不堪；欣喜的是，龙洲书院的建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教化的窘迫状况了。

　　宋人尤其是南宋士人对教化问题尤为重视，具体原因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会有差异。但可作笼统的概括，即宋代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当时社会风俗的改变。儒家士人对此十分担忧，因而采取各种措施试图“善俗”，使风俗改善。对于那些以改善风俗为目的而创办私塾的行为，他们大加颂扬。

　　也有纯粹出于善意，以帮助乡里子弟为目的而创立家塾，让愿意来接受教育的子弟都能学习，并提供饮食和学习用品等。这种情况在宋代社会经常出现，这时的塾师就不仅仅把自己看作是某一特定社会职业的人，更多的是将自己看作是宗族和乡里的奉献者，是宗族、乡里的兴旺发展责任和荣誉的承担者。

　　很多人主动承担乡里的社会教化职责，并将建立私塾看作是改变乡里子弟一些鄙陋习俗和实现乡风淳朴的重要途径。因此，“辟馆舍，延师儒，聚六经百氏之书于其间”成为他们为乡里子弟接受教育所作的贡献。

　　宋代很多私塾是由富民出资创办。在宋代社会，士、农、工、商的阶层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士阶层的的社会地位是其他阶层所向往的。因此，宋代富民会利用自己的财富优势，通过不同的途径与士阶层接触，试图融入士人社会，提高自身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维系家族的长久发展。

　　而创办私塾，资助士人等便是他们融入的重要途径。宋代人受儒家观念影响，除了现实社会、政治地位的考虑之外，对于孝敬祖先、荣耀家族的考虑也是其创办私塾的动因之一。

　　如南宋诗人洪适在为成都一刘姓富民作的墓志中所载：“刘氏善富，数世所不足者非财也。不学无以崇孝亨宗，则作家塾，聚书求师友，合同族之子姓，朝夕咨讨居亡何从。”

　　三、总结

　　宋代私塾教育的发展很难梳理出一条明显的线索，看出其中呈现规律性的变化。总体而言，宋代私塾教育因为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各种影响因素很多，因此其发展并不十分稳定。其中，经济因素和政治军事因素对私塾教育的影响最大。

　　宋代私塾教育缺乏制度性保障，通常也就是经济的保障。由于资金供给渠道的不稳定，私塾教育也随之呈现起伏不定的发展状态。而政治军事因素则对宋代私塾教育整体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在战争期间，整个社会经济和教育环境都遭受破坏，因此私塾教育也不能幸免。

　　而在和平时期，私塾教育通常会稳定发展。宋代塾师是宋代私塾教育的重要主体，宋代的塾师阶层是由不同社会人员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最终形成宋代私塾教育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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