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赶到超越，教育行业即将迎来新风口，未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文 | 贾磊先生

1978年3月底，北京寒意料峭，大雁未归，树上尚缺新绿，后海的溜冰场里偶尔也还有大胆的孩子出没。没几个人想到，一个不一样的春天即将来到。

全国科学大会已接近尾声，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写了一篇文章做闭幕词，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

“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这句话和这个时刻被凝固在时间里，后人称之为“科学的春天”。

再回头看时，这一刻同样也是“教育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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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对读书和成才这样充满热情。十年浩劫，中国教育进程中断了十年，这热情也被压抑了十年。

其实已经压不住了。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有570万人涌入考场，希望凭借教育改变命运。但放下锄头的青年重新拿起笔，却往往因为一道简单的数学题挠头。饶是如此，还是有30万人考进了大学。

到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时，中国人对于教育的热情让全世界震惊。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正是从那时传起，此后又流传多年的一句“格言”。

“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理想，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都让中国人长久地对科学和技术充满了期待。现在的考生可能很难想象，数学系是很多年理科录取分数最高的专业——陈景润的榜样力量功不可没。

1985年前后，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工业化的脚步渐渐加快。工业化往往带来专业分工，在西方现代管理制度的影响下，进一步催生了整个中国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大学教育随之开始专业细分，一些昔日的二级学科纷纷独立，新专业不断设立，中国人的教育体系中，第一次大规模出现管理学、审计、市场营销、广告学。

细分的趋势，是对社会的需求的响应，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1990年以后。上个世纪90年代，企业对于“技术专业人才”的需求很大，懂技术的师傅，收入往往超过大学教授，社会地位上也同样如此。

不过，同时也正有另一个趋势日渐明显，“复合型人才”即将大展宏图。

1993年，外企大规模进入中国。

“这一年，宝洁在中国一口气建立了4家公司和5家工厂；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公司安霍伊泽-布希公司用1640万元购买了青岛啤酒5%的股份；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生产的第一辆轿车终于下线了。”

据财经作家吴晓波记载，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外语渐渐成为必需品，一个懂外语的工人，很快就能脱颖而出，被外企高薪挖角，复合型人才开始崭露头角。

这个时期崛起的企业家，都是复合型人才，很多都是技术出身，胆子大，从实战中学会了销售，又无师自通学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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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前两个十年即将过去。这20年里，中国走向全球化，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信息技术与网络革命席卷而来，不断冲击传统就业模式，大学扩招后就业问题日益深重。

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2000年以后的大学生，常常把“就业”放在第一位，把理想埋在心底；新世纪的中国企业，分工越来越细，招聘人才时也更希望按图索骥，减少招聘成本；

大学教育，也在工业分工体系和就业指标评价标准的压迫下有一点变了味。

“做职业教育”，追着风口跑，成了一些学校的无奈之选。

就像房地产兴盛时的土木工程，医患关系紧张前的医学，自媒体尚未兴起时的新闻学。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风有时起，有时停。20年后，终于有人明白，教育需要回到初心。

依据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有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先有需求，再有人才标准，通过教育，生产人才，再推动社会进步。

从今天开始，未来中国20年的大趋势是什么？教育行业看清这一点，自然能找到方向。

未来20年，中国将继续融入全球化，而且将从追赶者，转变为领导者；商业文明的力量将进一步显现，深入中国的肌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速度超乎想象，职业转变的速度也将越来越快，追风教育会成为赌博，赢面极小。

通过推导，一个很简单的结论被得出：

未来中国的高层次管理人才，最需要一群既懂商业，又有领导能力，最好对科技、人文都有了解的“全才”。

那么，他们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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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在中国的地位特殊。

这里自古多山少田，商业文明发达。改革开放以来，这里又成为最具改革精神的创业热土。新世纪，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从钱塘江畔的土地上长出，枝繁叶茂。

浙江大学自然成为这些良好基因的传播者、传承者。

在2020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商科与经济学排行榜中，浙江大学商科与经济学学科排名全球第53位。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为代表，浙大与一流企业同行，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而且，浙江大学向来走在改革前列，这一点，走在全国前列。

比如这一次的“商学 ”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正是浙大管院确立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管理学院”的目标，又看好未来20年的趋势后，才确定的改革发展模式。而且，动若雷霆。

2017年9月，浙大管院开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算是正式启动了“商学 ”的现实脚步。

这是中国大学中少有的商学教育改革尝试，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商学教育，普遍采用“追随”的模式。理念来自西方现代管理学体系、课程沿袭自哈佛商学院、MIT等美国高校，老师也均是留学归来。

浙大管院的改革步子迈得很大。围绕师资、学科、课程、创新实践等诸多维度，重新精准配置资源，按照“商学 科技 人文”的逻辑，以融通管理理论、科技洞见和人文精神为基本思路，于2018年8月大胆“砍”掉相关热门专业，提炼萃取，原本的八个专业最终被优化为工商管理、会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三个本科专业学位项目。这样的大刀阔斧，浙大管院确实面临很大压力。

但浙大管院院长魏江相信，“世界第一流，不应该是追赶，而是超越，引领。”

在这位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改革者看来，商学教育跟商业环境相互映射。过去，中国商业学西方，但现在，已经有了阿里巴巴、腾讯、华为这样的超越者。

当然，刚刚铺开的本科教改，只是“商学 ”的一部分。这个人才培养生态体系涵盖了很多方面，目的正是以未来20年中国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出一流的领导者，或者管理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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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管理科学家？“融会贯通”这个词，堪称为其量身定制。在魏江看来，如果只是为了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现在的大学跟企业比，优势不大。

“许多企业的实验室里，有不逊于大学的专家，许多企业的培训体系，比大学课程更加实用。”魏江说，“对于浙江大学来说，本就不应该以就业为目标，去培养专业人才。而应该培养竺可桢老校长说的公忠坚毅、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之人才。”

根据“商学 ”的理念，浙大管院削弱了“专业”的比重，在本科、专业硕士和应用型博士的培养过程中，进行了全面地改革。

在这套崭新的人才培养生态系统内，专业、学科乃至学院的边界都被打开，管理同工科、文科、理科、社科等要素对接起来。如，MBA医疗管理方向中，既有管理学老师，也有医学领域学者，还有企业家。再如，MBA新金融方向，更是将金融科技与财务融合起来。

面向高级管理者的EMBA项目，创新了SMART整合培养方案，打开了科学、管理、艺术、社会责任和技术的学科边界，推出了一系列诸如《浙商精神》《管理哲学》的“商学 人文”课程，对话院士等形式的“商学 科技”课程和围绕国之重器展开的“商学 工程技术”课程。

培养应用型博士的企业家学者项目，以“商学智慧”为核心，融合科学、技术、经济和哲学。

在浙大管院“商学 ”的体系内，除了管理，学生还可以学习其他各种专业的课程，依托竺可桢学院推出的“管理 统计”的交叉培养项目，集财务、数学和计算机于一体的“智能财务”课程都是这样的实践。

由此可见，“商学 ”盘活了整个学院，乃至整个浙江大学的优质资源，而如此大刀阔斧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未来20年中国社会最需要的人才。

“这里是浙江大学，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也是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大学。能来到浙大的学生，都是最优秀的人才，他们理应成为改变世界的领导者。”魏江说，“如果只局限在专业边界内，人只能在井底看到头顶的一方天空；而当人站在泰山之巅时，就能融通地看问题。”

培养有全局观，有领导力，还有人文精神，能理性思考，并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复合型管理人才，正是“商学 ”的目的所在。

工业时代已经远去，新时代正在到来，未来的20年里，中国也面临从追赶者到超越者的角色变化。只有系统全面而健全的人才，才有机会说出那句话：

“任他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