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数学家杨乐先生逝世

　　追思！数学家杨乐先生逝世

　　——像他那样，始终做对国家有益的人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22日在其网站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杨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0月22日14时3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杨乐先生，走了。

　　最后一次见到杨先生是2021年的春天，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他的办公室里。办公室不大，一张书桌、一排书架、一组样式简单的办公沙发和一张茶几，地上、桌上都放着资料，有些摞得很高，仿佛要将正坐在书桌前工作的杨先生淹没。

　　一到春季，杨先生的鼻过敏就很严重，他总是随身带着手帕。这习惯多少有点“老派”，杨先生笑着说：“习惯了，也是为了节约纸张。”他将《数海沧桑——杨乐访谈录》送给记者，并在扉页上题字：“有些往事已经说过多次了，可能你也熟悉，这本书算是一次系统的总结，送你留念。”

　　书香仍在，天人永别。

　　杨先生是名人，他不仅是位杰出的数学家，更是一个时代的榜样。“文革”期间，他与张广厚先生坚持研究，无法发表的系列成果，因1976年为美国数学家访华代表团做报告而逐渐被世人熟知。他们的论文发表后，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这让人们意识到：即便在十年浩劫中，还有人在坚持研究，中国科研薪火未灭。

　　在科学的春天里，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王元……他们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成为全中国有志青年的偶像。1977年，杨先生和张先生破格由研究实习员提升为副研究员，1979年被评为研究员。1980年，41岁的杨先生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是其时最年轻的院士。正是在他们的感召下，很多人立下投身科研的志向，以科技强国为己任。

　　谈起那段历史，杨先生对荣誉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对我们的广泛宣传，其实是我们国家开始重视科学技术、重视知识分子的一个明确信号”，“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偶像，也自然有崇拜者。但这些不能影响工作，对个人而言，只需要把工作做好”，“至于外界那些溢美之词，只能说是对我们那一代人所做工作的一点肯定”。

　　在改革的大潮中，杨先生从来不是时代的旁观者，他是一位参与者。1979年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分家”（除数学所外，新建“应用数学研究所”和“系统科学研究所”），杨先生被任命为数学所副所长，后又担任所长，处理过很多棘手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启动知识创新工程后，杨先生又于1998年担任首任数学院院长。他要整合数学所、应用数学所、系统科学所和计算数学所，涉及人员、经费等方方面面。不仅如此，数学院还是一个新型的研究机构，有很多新举措、新政策。其时，杨先生承受了很大压力。直到如今，也有一些争论和意见。历史无法假设，但杨先生的同事、已故数学家王元曾这样评价：“（杨乐）对数学研究院正常工作秩序的建立、人才培养与引进等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贡献。”

　　而杨先生推动中国数学走向国际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加入国际数学联盟、协助丘成桐共同创办开放性新型研究机构“晨兴数学中心”……他的影响不仅在纯数学领域，更辐射到整个中国数学界。

　　70岁后，杨先生坚决地从具体的研究工作中退下来，做“一些力所能及、有益于学术、有益于青年、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他在访谈录中这样说：“对纯数学而言，最有创造力的是年轻时代”，“年长的数学家的优势在于较为广博的学识与见闻，以及丰富的经验，宜于指导年青人去冲锋陷阵”。

　　对于数学中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人才选拔和培养，以及学风建设等，他都发表过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比如，他非常反对奥数成为中小学生的“标配”，“数学教育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么下去，会把孩子们对数学的兴趣都搞没了！”他也曾建议，适当加长数学领域研究生的教育年限，“数学和其他学科不同，必须知晓前人所研才能有所开创，但数学又是历史最悠久的学科，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在记者看来，杨先生平易近人，是个温厚的长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老好人，相反，杨先生的性格非常鲜明，对人对事都有非常明确的评价。例如，访谈录中杨先生谈到陆启铿（已故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常务副所长的往事时，既赞赏他看重年轻人、重视国际交流的做法，也提到“毕竟过去一直从事研究工作，书生气较重，有些做法显得天真、简单和武断”。他也曾和记者谈到，不赞成某些科学家的“做派”：“出席学术活动，讲话稿都要秘书写学生写，我对这种做法是非常不赞成的。”

　　回忆杨先生，那些场景、那些对话，幕幕鲜活。然而，斯人已逝，这些回忆如鲠在喉。或许，对杨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像他那样，专注、清醒、勇于承担责任，无论何时何地处于何种位置，都要力争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做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裨益的人。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记者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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