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农业教育农科教结合办学思想的历史溯源及意义

　　100年前，我国高等学府的职能普遍局限于人才培养层面，教学方式以课堂讲授为主，办学理念较为落后。即便如此，也有先知先行者，邹秉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就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农科主任期间，创导农科教结合办学思想并付诸实施。时至今日，农科教结合仍然是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要主题。1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溯这段历史时，发现邹秉文的思想之光历久弥新、熠熠生辉。日前，南京农业大学主办了“纪念邹秉文农科教结合办学思想100周年研讨会”，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盖钧镒，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利根，邹秉文亲属代表——邹幼兰、邹虹、邹思湘、邹治以及来自南京农业大学校内机关院系师生代表等100余人与会展开研讨交流，重温邹秉文农科教结合办学思想，追忆其历史成就。

　　经历横跨学、政、商三界

　　邹秉文人生经历丰富，一生历经教育家、政府官员和实业家三重角色，且成就斐然。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董维春表示，邹秉文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中国科学社和农学会主要创建人、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杰出领导者、中美农业科教交流的杰出组织者、中国近代农产品检验重要推动者，其中有多项成就值得关注。

　　

　　为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奠基。邹秉文在美国留学期间，专修植物病理，1916年回国，初受聘于金陵大学农科，任植物学、植物病理学教授，是留学美国回来讲授植物病理课程的第一人。1917年，受命筹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并就任农业专修科主任。1922年，南高师的农业专修科改组为东南大学的农科，邹秉文任农科主任，并创办了中国大学第一个生物系。

　　董维春表示，以生物系为依托的生物研究所成立后，在秉志、胡先骕、钱崇澍等人的领导下，筚路蓝缕，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近代科研机构的典范。该所不仅取得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在国际科学界为中国赢得了崇高的荣誉，成为中国科学走向世界科学共同体最为重要的通道之一，而且还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未来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同时，在科学研究氛围的形成、科学精神的塑造与传播方面都有不可估量的贡献。

　　推动中国近代农产品检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对外贸易日益频繁，大宗出口商品有棉花、茶叶、桐油及生丝，棉花出口量每年有100 多万担之巨，但中国当时没有专门的检验机构，仅有的检验机构也是被外商把持和垄断，对我国商品出口极为不利，也不利于维护国家主权。作为1929年2月创设的上海商品检验局首任局长，邹秉文确定上海商检局的工作目标一是厉行检验，阻止劣质商品进出口；二是积极地研究指导，以期出口商品得到改进，促进农业改革，借以发展对外贸易。初创时经费、人才不充裕，邹秉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完善，组织机构设置为行政、检验、研究指导三块，其中检验是主体，包括农产品检验处、畜产品检验处、生丝检验处。邹秉文还鼓励技术人员结合本处业务进行研究，并规定完成时间，获得多项成果，非常有益于开展日常检验工作。通过邹秉文的经营，出口商品掺假作伪得到遏止，开创了棉花、生丝等商品的分级检验，该局所出具的品级证书和公量检验证书，成为对外贸易结价的依据。

　　践行实业报国。作为农学家，邹秉文深知化肥对促进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在他担任商品检验局局长期间，得知大量进口化肥所造成的外汇损失，便一直倡导办厂生产化肥。1931年国民政府实业部派他与英、德厂商洽谈，因对方要价过高而未成，恰逢美国氮气工程公司总经理浦克访华，一谈即合。于是他和天津永利制碱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协商，又向孔祥熙引见浦克，各方均表同意。但建立一座年产5万吨硫酸铵厂，需投资1500万元，但因数额太大，政府又无意承担，只好搁置。1932年邹秉文出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便由上海银行和永利公司两家出面，并得到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国银行的支持，终于达成借款协议，由我国杰出的化学家侯德榜出任总工程师，1937年化肥厂在南京建成投产。

　　组织推动中美农业科教交流。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沈志忠从三个方面梳理了邹秉文在中美农业科教交流的作用：引种“美棉”、中美农业技术合作、与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合作。中国近代大规模的作物引种和品种培育是从棉花开始的，美棉（陆地棉）是我国近代作物育种中最早从国外引种的新品种，我国近代棉花品种改良的成绩主要归功于美棉的引种。1932年到1945年间，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后，中美双方同意合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邹秉文任中方团长。1946年6月27日，合作团先在南京、上海两地，与政府要员、农业专家以及教育界、工商界、银行界各方重要人物商讨目前的农业现状以及与全国经济有关的问题，继而全体团员分组出发，实地考察。考察结束后，依组起草考察报告，报告书分中英文两份，分别呈送中美两国政府参考。1943年，邹秉文、沈宗瀚等赴美国出席粮农会议，顺道考察美国战时农业之进步，印象最深的要数因农业机械化而增加生产，他们就商议中国农具改良办法。会后，邹秉文留在美国，与万国农具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mpany）洽商协助中国改进农业机械事宜。 1944年，邹秉文撰写论文《中国必须有农业工程》。1944年7月，邹秉文拟出经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同意资助，并经当时双方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合作协约的“向中国农业导入农业工程的教育计划”。

　　提出农科教结合办学思想

　　邹秉文的农科教结合办学思想与其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经历和当时的中国国情是紧密相关的。康奈尔大学，是世界著名的常春藤大学，乃是美国的赠地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晓光的报告则系统地回顾了美国赠地学院的演变过程。美国赠地学院成立与林肯总1862年签署的三个法案密切相关，分别是：成立美国农业部，推出《宅地法案》《莫里尔法案》。（Homestead Act，Morrill Act） 依据法案内容，联邦政府向各州提供公共土地，由出售土地或土地证券而获得的款项，建立永久性基金，资助和维持至少一所学院，该学院中不得排除其它科学和经典的学习，并应包括军事战术训练，但其主要课程必须按照各州议会所分别规定的方式，讲授与农业和机械工艺有关的知识，以便提高各实业阶层从事各种工作和职业的文化和实用教育。 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哈奇法案》（Hatch Act），其主要内容是：每个满足条件的州每年将获得15000美元用于建立与赠地学院结合的农业试验站，以更好地获取并向美国公众传播农业实用信息，促进遵守农业科学原理和应用的科学研究与试验。资金用于支付实施调查、实验、出版和分发研究结果所需的花费，法案同时要求州财政提供同样或更多的经费。

　　1914年，威尔逊签署了《史密斯-利弗法案》（Smith-Lever Act）。法案目的在于“帮助在美国民众中间传播有关农业和家政的实用信息，并鼓励这些信息的应用”。《史密斯-利弗法案》加强了赠地院校与农业部的联系，使推广工作更加体现了国家意志。以赠地院校为核心，形成了美国农业服务体系，横向分三项职能：教学、研究和推广。研究工作主要由农业试验站和农学院承担，合作推广站协作进行，推广工作是合作推广站的主要职责，赠地院校的农学院等相关院系给予项目指导以及人力和智力支持，州和郡政府给予经费协助。美国的赠地学院催生了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形成高等教育的美国模式：知识传承—知识创造—知识应用，开辟了世界高等教育一个新的时代。

　　南京农业大学档案馆馆长朱世桂则发掘了“农科教结合思想”萌芽的社会因素。首先是政治、经济因素。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政局动荡，对外大量出口农业初级产品, 进口工业制成品。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破坏，贸易“剪刀差”的存在加上国内封建主义和军阀的盘剥, 中国农村经济日益凋敝，濒临崩溃。农业是国家发展的根基，解决农业危机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其次是社会（科教）因素。受晚清以来以“教育”实现农业科学化思潮之涤荡，知识分子迫切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以推进现代农学知识传播和传统农业制度现代转换。学成回国的农科留学生将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践行美国农业注重实地调查和试验推广的理念和方法，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方法，培育优良品种。农业学术团体的创立，《农学报》和《农学丛书》等农学专业期刊杂志的创办，翻译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的农业知识和技术，推动了近代中国农学由农业思想观念启蒙向建立近代农业科学体系的转变。第三是国际经验。美国的农业教育、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推广相结合的“三一制”办学体制，通过教会大学和留美回国人员的引进，逐渐在国内农科大学推广实行，推动“实业救国”、农学教育的规范化和标准化。1914年，美国基督教会在南京创办的金陵大学增设农科，其后岭南大学农科、燕京大学农科等陆续成立。国内国立、省立和私立大学农学院积极仿效。经过邹秉文、钱天鹤、沈宗瀚等留美学生多方努力，最终促成了中美多项农业技术合作，为中国农业引种改良做出了重要贡献。

　　农科教结合办学思想的实施及意义

　　董维春提出，1917年夏，邹秉文应南高师教务主任郭秉文的邀请，担任首任农科主任，他认为既然是农科大学，就要有农科大学的规模和水平，农业科学面很广，要分成若干系科，除教学外，还要进行科学研究与推广工作，为东南各省发展农业服务。1919年，郭秉文任校长后，邹秉文的主张得到了支持。邹秉文既是一个有魄力敢于创新的改革家，又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在农科副主任过探先的襄助下，决心实现自己办出一个像样的农科大学的理想。所以，1919年应当是邹秉文农科教结合办学思想的起始点。朱世桂则进一步提出，邹秉文农科教结合办学思想形成体系是以《中国农业教育问题》（1923年5月）一书出版为标志。

　　其实，早在1916年陪同康奈尔大学农学院院长贝莱教授访问安徽农村期间，邹秉文就开始了相关思考。他指出，“盖吾国农业之重要如彼，农民之愿接受新知识者又如此，独吾国政府社会对农业问题毫不重视。学成回国之东西洋留学生，亦皆安于现状，曾无一人对农业试验教育推广之机构，予以调整改进，使少数学有专长人士，能发展所长，在新农业建设上作出少许成绩，俾引起当局之关注，而为改良农业之起点”。在邹秉文主政东南大学农科主任期间，便实施了农科教结合办学，参照美国的农业教育、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推广相结合的“三一制”办学体制。一方面开设农艺、畜牧、园艺、蚕桑、生物、病虫害6个系，有教授26名，教授只讲授研究方向相关课程。在南京成贤街、武胜关、太平门外，以及在河南、湖北、河北4省开办作物及水稻、蚕桑、园艺与棉花等9个试验场。同时，结合中国自然条件编写各种生物学、农业科学的教科书。对学生修习课程做详细规定，让学生参与科研和实习。在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率先参照建立教学、科研、推广相结合的办学体制之后，国内国立、省立和私立大学及农学院积极仿效。

　　谈及邹秉文农科教结合办学思想的意义，朱世桂表示，邹秉文陆续推动建立的教学、科研和推广相结合的办学模式促使大学不但立足于学生科学文化知识的培养，而且注重研究解决地方农业生产实际问题，在推动大学农业推广和农业改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种办学思想作为大学服务社会的一种有效途径，影响了时任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浙江大学竺可桢等人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式。此后，在金善宝办学过程中，邹秉文农科教结合办学思想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要重视历史对当下的启示。高校在培养学生过程中，除了知识传授和科学素养塑造外，还要更加重视科技推广和知识的运用。”朱世桂说，鉴于目前高校农业推广与人事制度考核、高校获取办学资源的不相匹配的现状，对农业推广的资源配置失衡问题依然存在，可以通过国家政策层面支持国家重点涉农大学深入联合相关机关团体，加强跨地区、跨机构等合作，开展农业推广活动。

　　在研讨会交流互动环节，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鲍世问提出，农科教结合是农业院校办学的必由之路和成功的必然途径，只有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我们培育的人才才能为社会所用。他认为，除了教学科研以外，邹秉文还做了其它很有意义的工作，比如运营商业银行，担任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后来在美国期间为新中国购买优质棉种，促进了我国棉业生产的发展。究其本源，爱国情怀是邹秉文一生工作的出发点和不竭的动力之源。江苏社科名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顾焕章认为，要处理好传承和发展的关系。教育科研，固然要立足于发展，着眼未来，但是也不能忘记过去和先人。只有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才可以看得更高、走得更远。邹秉文一生经历和成就丰富，这与他受到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这启示我们要对大学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要培养“专才”还是“通才”进行思考。同时，大学教育传授知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邹秉文的最大的贡献在于实践和农业教育。既要重视理论研究，也要重视通过知识的运用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重大的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成就巨大，用4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100多年的道路，但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对高等农业教育学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邹秉文所处的年代不同，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环境较之过去，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现在向“强起来”奋进。高等教育，高等农业教育，体量、质量都有显著的提高，正在向世界一流高校和世界一流学科迈进，“新农科”也已扬帆起航。邹秉文先生的爱国之心、赤子情怀，值得后世学习传承，其农科教结合办学思想也需要继续发扬光大。2019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希望广大涉农高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拿出更多科技成果，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亿万农民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对标上述要求，我们不难发现，新时代背景下，农科教结合办学需要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不断拓展和丰富。所以，召开“纪念邹秉文农科教结合办学100周年研讨会”只是一个起点，中国大地是舞台，高等农业教育学人是破题人和奋斗者，终点则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王广禄；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教育》编辑部副编审李二斌，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卢勇，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教育》编辑部编辑周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王广禄 李二斌 卢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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