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智库视角 ｜ 黄发玉：一部研究治国理政的力作

　　编者按

　　4月15日，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新书发布暨治理思想研讨会”在银湖CDI大厦举办。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黄发玉受邀出席并发言。以下为黄发玉研究员现场发言部分内容现整理以飨读者。

　　治国理政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非常现实和严峻的课题。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治国理政，都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三年新冠肺炎疫情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多年前，中央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世界各国也都在探讨如何更好治国理政的问题。就治国理政撰写专著，不仅对国家的治理，对基层、对企业的治理和管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衡量不同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提供了一个评判的思路。

　　殷雄先生经过多年的努力，撰写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这么一部大作。大作视野宏大、内容丰厚，涉及政治学，历史学、文明学、文化学和管理学诸多领域，洋洋45万字，其论述跨越古今，横贯中西，旁征博引，蔚为大观。据作者后记所言，本书是在20多年学习、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之上写作完成的，可谓用心良苦，厚积薄发。作者的主要工作是从事管理，是与人、与技术、与经济活动打交道，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学术问题。但是他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拿来读书、写作（鲁迅语），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非常值得学术界的一些专业人士学习。

　　该书的主题十分明确，这就是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这种治理智慧不仅有益于宏观的治国理政，而且有益于当下的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和企业管理。该书正文前有于洪君先生和作者本人分别撰写的《序言：在中华文化中寻觅大国治理的根由》和《导言：文化是国家治理的”基因”》，书末附有濮继龙先生撰写的《扬中华文化之光，寻现代理政之策》。二序一附不约而同地认为，文化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和基因，这就抓住了治国理政的“牛鼻子”，统摄了全书的主线或主题，对全书形成了一种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才能正确理解当下国人治国理政的方略和特点，才能正确评判世界各国治国理政的得失和优劣。这也同时告诉我们，要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创造性地建立现代治国理政的制度体系，才能真正增强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作者正是围绕着这一主线展开论述的。全书正文分为绪论、制度与风气、方法与内容、素质与能力和结语五大部分。五大部分从不同的侧面详细展开，对治国理政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

　　实际上，治国理政不仅要从文化上寻找其根基和根源，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儒家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伦理文化，就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文化。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首先是儒家的仁政德治，所谓以德治国，仁者爱人；所谓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谓修齐治平，治国必先修身；所谓仁义廉耻，国之四维。其次是法家的依法治国，也就是通过建立和实施严格的法规来治理国家。所谓赏罚分明，九罚一赏，轻罪重罚，以刑去刑。其三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也就是“道法自然”，遵循客观规律而为，不妄作为。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治大国若烹小鲜，不折腾、少扰民。该书对这三种基本的治国理政思想都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讨论，对其中的精华都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这三种治国理政思想都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期主导或影响了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当下的治国理政和基层管理。当然，作者也明确指出，这三种治国理政的思想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我们都要吸取精华，古为今用。

　　纵观全书，有三大鲜明特色：

　　一是思想性与逻辑性统一

　　全书不是平铺直述，纯粹罗列和展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料，而是在消化吸收传统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包括历史发展的“代际衰竭定律”、政府机构运作的“碎片化效应”和企业经营的五项“黄金定律”等。更主要的是全书有其独特的逻辑思路，作者把治国理政的逻辑起点归结为权力的起源或者说权力的赋予，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治国理政的本质和核心是权力问题，其逻辑起点就是权力从何而来？然后是如何分配权力、如何运用权力、如何约束权力等。这里涉及到权与利、君与臣（上级与下级）、官与民（朝廷与江湖）、家与国、动与乱（战争与和平）、安与危、隐与仕、德与法、赏与罚、天下与国家（治国平天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诸多关系问题，而最后的落脚点是修身，所谓修齐治平，权力的掌握者只有修身（当下我们所说的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才能治国，只有治国才能平天下等等。这些问题在书中都得到了较好的讨论，给我们以很多的启示。

　　二是学术性与可读性兼顾

　　本书涉及到很多古籍资料，甚至涉及到夏商周时期的一些文献，比如《尚书》中的“三载考绩，三考”之类。通过挖掘这些古代文献中的治国理政思想，来研究和总结当下的治国理政（包括基层治理和企业管理）实践，这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学术性。这些文献艰深古奥，普通读者阅读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做了相应的技术处理，其引文大多用白话表述，读者阅读起来轻松流畅，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这对于准确理解古人的治国理政思想，对于扩大本书的影响，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结合

　　作者长期在实际部门工作，长期担任企业的领导，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又有特别真挚的家国情怀。因此，本书一方面是探究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思想，通过剖析历史上的一些经典案例，从中吸取营养，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另一个方面也着力于对自己多年管理工作的理论总结，对当下社会治理、基层管理、企业管理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因此，除理论工作者之外，基层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阅读此书都应该有一定的启发和收获。

　　总之，该书明确地告诉我们，无论是宏观的治国理政，还是微观的社会治理、企业管理，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思想资源，也都应该在传统治理思想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本书为我们进行这样的守正创新，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