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先秦时代

中华民族在中国先秦时代从原始社会逐渐转向奴隶社会，并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在这一阶段，中国早期的高等教育从自发逐渐向自觉过渡，教育思想也逐渐走向成熟。可以说，先秦时代是我国教育思想的奠基时代。在夏、商时代，中国就已经摆脱了野蛮状态，而进入了文明开化时代，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也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国家垄断教育，官师一体化，主要的教育理念有“以射选士”、“尊四时政教之命”等。商代的箕子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对于治术人才的培养问题，西周的周公旦则突破了早期的“尊神”理念，在教育理念上提出了“敬德保民”的主导观念。当周王室衰微，诸侯混战之时，大量的早期知识分子——史官为了躲避战乱而将文化带入了各国，形成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教育新局面，并直接导致了其后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百家争鸣在教育界同样得到了体现，诸子通过授业、收徒将自己的教育思想进行传承。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对后来的中国影响最大。在孔子之后，继承了孔子衣钵并加以发展的则是孟子和荀子。

总的来看，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知识观是一种“知者不惑”和“知行合一”精神境界的整体观念，是在价值范围内进行对“善”的追求，这种思想中表现出的是守成式思维特性，强调对知识的践履，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人文性。儒家思想视角下的“知识”对于个体而言尚不存在，需要每个个体通过提高自身修养来“成就”。

（2）中国唐宋时期书院

在中国教育史上，中国古代书院延续了一千多年。书院系统地改造并吸收了私学与官学的优势与弊端建构出了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这种教育组织形式中包含了多层次的教育体系。

中国书院肇始于唐末五代，盛于宋代、明代，在清代达到普及。早在唐代开元年间，我国就开设了丽正书院，不过，这一书院只是修书与藏书的机构，并不负有教育职责。作为一种教育形式的书院最早成立于五代长庆元年，李渤创办了白鹿洞，并汇集了各地优秀的文人学者。南唐升元四年，李知浩在白鹿洞设立“白鹿洞国学”，李煜后来特意在此置备田产，供养书院师生。其中，当时的著名学者朱弼在此讲学，由此引领当时社会形成学院讲学的风气。不过，当时的书院规模较小，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规章制度等。而到了宋代，书院的数量、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顶峰。当时比较有名的属于有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雎阳书院，合称为四大书院，也有将茅山书院和石鼓书院与其并称为六大书院。除了数量、规模较大之外，从宋代开始，书院也成为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文化传承、普及的重要场所。到了元代，书院虽然依然兴盛，但是和宋代已经无法同日而语。明代初年，儒家学者为了追求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而弘道讲学，仍然创办、发展书院。明代学界享有盛誉的湛若水、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心学是推动明代书院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当时书院教学中的主要内容。明代晚期，书院的代表则是东林书院，书院倡导自由讲学之风，重视学术交流，而且兼顾实用知识，成为书院发展的里程碑。在清代，书院由私学为主转变为官办为主，书院数量与办学规模都盛极一时。不过，清政府的严密控制使书院渐渐转为完全官学化，也遏制了书院发展的活力。书院也随之逐渐没落，并最终为西式的大学去取代。

本文所指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孕育期是截止到宋代为止。这主要是因为宋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一方面，在先秦的诸子百家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经过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了宋代已经基本成为时代的显学，在宋代思想界和教育界占有统治性地位。此时的宋代学者与教育家们在教学思想上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选择，而不必再经过先秦时代的“争鸣”来确立自身的地位；另一方面，孔子等先贤在各自所处时代，已经开始设立讲学之处所，为后世提供了一条传授知识的道路。到了宋代，书院开始全面的勃兴，统治者也更加重视，学院所覆盖的教育范围更加广阔。人文教育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甚至几乎压倒了自然科学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