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建交三十周年纪念：我所经历的中韩诗歌文化交流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北塔

　　韩国平昌冬奥会举办前夕举行的韩中日三国诗会

　　一 结缘韩国汉学家、诗人许世旭先生

　　我跟韩国诗歌结缘于31年前——中韩建交前夕，起因于我的授业恩师——韩国著名汉学家、诗人、散文家许世旭先生，他是中韩文学交流的一座特大桥。

　　许世旭先生1934年生于韩国任实的一个汉学世家，1954年考入韩国外语大学中文系。1960年，由于当时中韩没有外交关系，他只好跑到台北去进修中国文化，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研究所，攻读中国古典诗歌,1968年取得文学博士学位。

　　他用中文创作诗歌及散文，并用两种文字从事学术研究和翻译工作，以极大的热情和心血致力于中韩文化交流，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由于他具有深厚的古典诗修养，且重视传统文学资源，他自己创作的诗歌里处处可见中国古诗的辞藻、情调、意象和意境，有时我觉得这种古色有点太多，从而遮蔽了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生活的描述。不过，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古诗元素都被他浓烈的情感浸泡过，所以读者并不会觉得太浮面和冗余。许老师是半个台湾人，几乎就是台湾诗人，从青年时代起就与洛夫、痖弦、纪弦、郑愁予、楚戈等过从甚密，唱酬甚勤，与后三位还被台湾诗歌界并称为“四大饮者”（私下里我们有时也说“四大酒鬼”）。他加入了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中国诗人联谊会和创世纪诗社等。他在台湾的《现代诗》、《创世纪》等刊物发表中文诗作，还在台湾出版中文诗集——1982 年、1985 年和1988年，他分别出版了诗集《许世旭自选集》、《雪花赋》和散文集《城主与草叶》等。

　　许世旭先生赠给本文作者的他编译的诗集

　　1991年冬天，许老师正是携带后面这两部作品，辗转来到重庆。当时中韩没有建交，没法在韩国直接办理中国签证，也无法从韩国直飞中国。他是应时任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吕进先生的邀请，出任客座教授，并给江弱水、王毅、莫海斌和我四个研究生讲授诗歌课程，主要讲的是台湾诗歌。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大陆诗歌界曾经有过一段台湾诗歌热。我们几个在见到许老师之前，已经读过许多台湾诗人的作品，但他以“台湾诗人”的身份来给我们讲述台湾诗歌界的那些事儿，极大满足了我们对作者生平以及作品产生过程的好奇心。

　　当然，他更重要的身份是韩国的汉学家、诗人。他也确实给我们讲了许多韩国的诗和诗事。在那之前，我从未曾接触过韩国诗歌。比如，他说，在韩国诗坛，新人要入坛，先得拜坛，而拜坛的前提是拜师，拜师与其说是学艺，还不如说是请师傅推上诗坛——在比较重要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这些刊物编辑一般不会接受新人自己的投稿，只有成名诗人推荐才行。

　　后来我读韩国作家的简介，经常会看到类似这样的话：某年某月在某刊某期发表作品，登上文坛。这种情况有点像中国古人加入行会的程序。在现代中国早期，比如民国，也普遍存在，例如徐志摩推出卞之琳，沈从文举荐汪曾祺，鲁迅则推出萧红萧军等许多作家。目前在中国也还存在，但已经不是必须的、全面的，即新人自己是可以投稿的。

　　许世旭老师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韩国诗人，也是第一个韩国人；当时来中国的韩国人极少。他身材比较魁梧，容貌粗犷，活力四射；他总是笑眯眯的，说话很幽默，戏称我们为“四条汉子”，“四条汉子”的称谓源自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指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四人。可见，许老师对中国现代文学界了解之深。

　　尽管那时中韩尚未建交，两国诗人之间很难进行实质性的接触交流；但通过文字神交则早在1970年代随着中美建交就开始了。许老师早就开始研究并把两国诗歌翻译成对方文字。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他曾翻译出版了三种中国现代诗歌的选本。在他之后，致力于中韩文学交流而且成就卓著者是朴宰雨先生。朴先生前不久在一篇重要的访谈中介绍说：“1976年，由许世旭编辑翻译出版的《中国现代诗选》（乙酉文化社）的选定标准是以中国大陆现代诗人和台湾当代诗人的诗歌为主，包括刘大白、胡适、沈尹默、刘复、徐志摩、朱自清、闻一多、刘延陵、李金发、朱湘、覃子豪、纪弦、钟鼎文、周梦蝶、林亨泰、余光中、蓉子、洛夫、罗门、杨唤、管管、商禽、吴王尧、张默、楚戈、朱沉冬、辛郁、瘂弦、郑愁予、梅新、叶威廉、白萩、戴天、林焕彰、叶珊、夐红、王润华、罗青38位诗人的诗歌共计110首，于是1987年他另外编译出版了以中国当代大陆诗人为中心的《中国现代代表诗选》（传艺园）。1990年他又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海外54位华文诗人的诗歌汇集起来，编译成《中国现代名诗选》（1、2，惠园出版社），后来又增补了一次。”（见《文学翻译经验分享1：中国现当代诗歌韩国传播——朴宰雨教授专访》）。

　　《中国现代诗选》中所选中国大陆现代诗人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之后的则全是台湾的。《中国现代代表诗选》的原名是《中共现代代表诗选》，这里选的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诗人的作品。1987年，中国大陆虽然早就改革开放，但在资本主义阵营的韩国人看来，尤其是在对岸的人眼里，这边还是所谓的“中共国”，这算是许老师年轻时受到台湾政治意识影响的证明，也是交往史的一份独特见证。

　　在给我们讲课期间，许老师向我们透露，中韩即将建交，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曾向他这位中国通咨询过有关中韩建交的问题。或许因此，他在两国建交前夕，即1992年7月，完成了他选编的《韩国诗选》的翻译工作，并撰写了“代序”。此书之译文曾请周有光和刘湛秋校订，由北京三联书店于1994年3月推出。这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韩国现代诗选，也是1949年之后韩国人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可以说是许老师用尽心力献给中韩建交的兼具应时性和历史性的一大文化礼物，意义重大。

　　韩国文化院举办的纪念许世旭先生小型研讨会现场

　　二 在韩国“诗人”是日常尊称

　　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两国人员来往方便多了。许老师利用他的中文和人脉，穿梭于两国之间，如鱼得水。次年，即1993年，他曾率团出席在西南大学举办的首届国际华文诗歌大会。此后，过两三年他就会来一趟中国，或一个人来，或带个团来；或来开会，或来查资料，或来讲学。

　　许老师不仅教我写诗作文做人做学问，也带着我从事中韩之间的诗歌文化交流活动。在我们师徒俩的联手牵线和协助联络下，中国诗歌学会和韩国现代诗人协会曾经成功联合举行过三届中韩诗歌代表团互访活动。

　　2006年9月，由中国诗歌学会组织的中国诗歌代表团访问韩国，参加首届韩中诗人大会。会上研讨的主题是现代诗歌与传统的关系。我想，这可能是许老师参与确定的，因为他一直在关注传统资源的现代化转换问题。

　　当然，这也是韩国诗人们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2019年，我受邀参加另外一个韩国文学团体举办的中韩诗人会议。主办方定了个类似的主题：“古典诗歌的传统与现代诗歌的发展状态”。我发现，很多韩国诗人比较喜欢或习惯顺用传统，许老师尤其如此，而中国现代诗人大多数喜欢反用传统。

　　我提交给首届韩中诗人大会的论文讨论的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语句、语意和语势如何转换于现代诗写作，算是正面利用传统的论调，所以得到了许老师等韩国同行的认可。我的诗、文提前被翻译为韩文，收入《首届韩中诗人大会作品集》。回中国后，我写出诗8首。后来由韩国青年汉学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朴希亘女士翻译成韩文，由许老师推荐、发表于韩国的《自由文学》杂志。

　　在韩国，我充分体会到什么叫诗歌国度、什么叫热爱诗歌的民族。2006年韩国总人口是4844万，约等于中国总人口的二十五分之一。他们每年出版的诗集约3000种，按照这个比例，中国每年要出版75000种，才相当。

　　在韩国，我一般都被称为“北塔诗人”。“诗人”在他们的语境里是一个敬辞又是一个日常称呼，相当于先生、教授或老师。一开始，我感到既高兴又有点不适应；因为在当今中国的语境里，由于某些通过各种奇葩手段成名的诗人的各种不堪行径，使得诗人这个名称有时候几成贬义词！

　　韩国迷你海鲜市场上被收拾得干净利落的海鲜。北塔摄

　　三 与韩国诗人“捉对厮杀”

　　2010年7月1日敬爱的许老师溘然逝世，接替许老师进行大量中韩诗歌文化交流的是朴宰雨教授。2017年9月，由韩国诗人协会出面，在首尔市和平昌郡举办了层次很高、规模很大的韩中日诗人大庆典活动。

　　朴宰雨教授负责邀请并接待中国诗人。主办方安排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让我们乘坐数辆大巴车，浩浩荡荡，长途奔袭，从平昌郡前往临津阁。主事者之所以要安排这趟辛苦行程，是因为临津阁是为祈愿朝鲜半岛统一而于1972年修建的安保旅游景点。主办方要让中日韩三国诗人一起在那里祈盼朝鲜半岛的统一至少是和平。这呼应着本次大会的主题：“东亚的和平与诗歌的未来”。

　　就在临津阁，我朗诵了旧作《新罗的笑脸》一诗。该诗灵感起于我首度访问韩国之际，有个副标题即“古代韩国首都庆州出土新罗时代一个已经不完整的面具”，含有笑谈古今和祝福天下之意，算是符合那场朗诵会不言而喻的主题。朴教授亲自朗诵由他自己翻译的这首诗的韩文，效果甚佳。

　　我最近也是最轻松一次访问韩国，是在2019年12月初，新冠大疫前夕。韩国举办“第三届中韩诗人论坛”。主办方是庆尚北道东部的青松郡政府。郡守亲自主持招待我们的欢迎晚宴。就在我与郡守“觥筹交错”之时，一条粗壮的胳膊闪现在我们中间，连着这胳膊的是一个魁梧的身影。那是一位穿着淡黄色毛衣的古稀老者。他用中文发音喊着我的名字，手里端着满满的酒杯。他说的是韩语，我听不懂。此刻，及时从桌子一端追跑过来的翻译家黎明博士介绍，这位爷是韩国鼎鼎大名的小说家金柱英先生，他的长篇小说巨著《客主》曾被改编为影视剧，风靡一时；这次他是为了接待我们专程从首尔赶来青松郡。金柱英先生隔着桌子跟我干杯，苹果酒入口顺，但毕竟度数高；宴会终了，宾主都已经有点头重脚轻。但金先生跟着我们的中巴车回到宾馆后，“不依不饶”地拉着我们中的一半人又去了一家夜市上灯光幽微的小酒馆，继续边喝边聊，直到夜半兴尽。我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旅馆，如何入睡的。

　　与韩国小说家金柱英先生一见如故

　　不过，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没有任何不适感。可见，头天晚上我们喝酒的身心状态奇佳。早餐时，我得知，今天的第一个行程就是由金先生亲自带领我们参观由他的小说名命名的客主文学馆。原来他的故乡就是青松郡，郡政府利用一座废弃的教学楼，专门为他建造了这个文学馆。在中国，地方政府打名人牌，为当代作家设立文学馆的有几例；但为一部当代作品而设立文学馆的，则尚未出现。在韩国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吧。可见，郡政府“佑文”之殷切。不过，文学馆的展览内容其实不止这一部作品，实际兼及金柱英先生的生平与其他作品。客主的意思是货郎。小说《客主》写的是以年轻、侠义的货郎千奉三为中心人物展开的故事，广泛深入地展现了朝鲜时代后期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金柱英先生搜集巨量材料，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结合采风体验，数易其稿，长达十多年，才完成这部底层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偌大的展厅里专门有个柜子陈列着他的手稿，从初稿到成稿，修改的痕迹不计其数，其呕心沥血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我注意到，手稿开本很大，但他的钢笔字极小。参观完展览之后，我对金先生更加肃然起敬，身为写作者，尤其要学他细致、认真、坚韧的写作精神。

　　此次诗歌交流会期间，中韩双方诗人、学者进行了非常严肃的研讨，尤其一对一地讨论对方的诗歌，堪称是“捉对厮杀”——当然我们的氛围是友好而建设性的。之所以有如此学术的做法，是因为主事者洪廷善教授是一位严谨而豁达的学者。中方参加的以诗人为主，而韩方参加的大部分都是诗人兼学者。所以，韩国诗人谈起诗学问题来也是头头是道、专业十足。

　　其中与我对谈的诗人是朴莹浚先生，他深研法国象征主义，故能深入剖解我的思维和意象。他自己的作品风格则相当“后现代”。如《月亮王国的石头》，其思充满“变”与“化”。开头是“变”：“月亮王国的石头”“随月亮变大而变大/随月亮变小而变小”。结尾是既“变”又“化”：“沼泽旁的我 一会儿成了新月 一会儿成了满月 然后又变成了残月”。这首诗的主旨可能是：宇宙万物皆在“变”“化”和生成而且是相互成为。月亮由新而满而残地变，抒情主人公“我”也在经历这样的变……朴莹浚可能是借鉴了德勒兹和瓜塔希的生成哲学（the philosophy of becoming），他们主要论述的是男人生成女人，成人生成孩子，人生成动物；而朴莹浚写的是作为人类一分子的“我”生成非生物，即月亮和石头。所生成对象不同，而其生成之道一也。我注意到，这首诗在章法和句法上采用了“复沓”手法。这种古老的手法在德勒兹和瓜塔希的笔下上升成了“重复诗学”。朴莹浚的另一首当时让我研讨的诗《横式——汉南大桥》则可能就是受到了“重复诗学”思想的直接影响。德勒兹和瓜塔希挑战人们的成见，认为重复不是相同，连相像都不是，而是差异和建构，是“一种开始复又开始的力量”。朴莹浚以诗歌思维表现了重复诗学之精髓。他在关于这首诗的注释性文字中说：“我对怎么样让诗越写越新、思考如何深入、写过一遍的东西就再也不写等等完全不感兴趣，反而觉得重复书写某种经验更有意思。”一般诗人是在陌生的情景中有了新异的经验时才会生产诗，而他写诗则是反其道而写之。

　　参加诗会的另有一位《朝鲜日报》的资深记者，曾在法国留学，一路跟随我们，观察我们，了解我们；可能是他觉得我跟韩国诗歌交流比较多，或者关于法国文化也跟他聊得比较对路；在诗会结束前一天，他决定对我做一个现场专访。不过，这位大记者的问题似乎更多的还是关于中国当代诗歌的。

　　韩国青松郡漫山遍野的青松

　　四 襄助师兄韩在爀先生再搭中韩诗歌之桥

　　我要特别感谢韩中日诗人大庆典。那次我从韩国回来后不久，韩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兼韩国文化院院长韩在爀先生看到媒体上关于我访问韩国的报道，便让他的助理常颖小姐给我来电话，邀请我参加他们院举办的一个诗会。

　　韩院长是许老师在韩国外语大学中文系培养的高才生，毕业后即由许老师推荐，来到北京，入职刚刚设立的韩国驻华大使馆。2004年，因我的动议，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许世旭文库。许老师请了几位他在北京的友生来参加开库仪式。其中就有当时非常年轻英俊的在爀先生。我与他认了师兄弟之后，他经常给我寄他们大使馆的资料，但并没有什么来往；因为很快他就转去韩国驻上海和香港的总领馆任文化参赞。

　　韩国文化院那次举办的诗会主题是海女文化，那是为纪念济州海女文化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周年。我俩兄弟重逢，相见甚欢。

　　2017年11月24日，在海女文化诗会的现场，我与时任韩国驻华大使馆大使卢英敏先生同台朗诵诗。原来卢大使也是一位诗人。在韩国，诗而优则仕或为官又为诗的人很多。他朗诵自己创作的诗《中秋节之际》，我读的是我2016年去济州岛采风创作的《海女》一诗，还与特地从韩国赶来的诗人画家权大雄先生互诵对方作品。

　　我在诗会期间向在爀先生提议：举办韩国题材的全球中文诗歌大奖赛；既在中文世界推广韩国形象，又在韩文世界里推广中国诗歌。据我了解，自从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去过韩国的中国人不计其数，其中包括数以百计的诗人、诗歌爱好者。他们写有大量的关于韩国各个方面的诗歌作品。通过大奖赛，我们可以把这些作品荟集起来，并且选优，予以奖励和推广，这也是在全球华人中传播韩国文化的一种非常美好优雅的行为。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征稿启事一公布，就受到了媒体和海内外广大诗人、诗歌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来稿量大，而且质量也相当不错。经过评委会客观公正的两轮评选，优胜者脱颖而出，一经揭晓，再受关注。后来，文化院还请专家把诗赛的优胜作品翻译成韩文出版，成为增进韩中之间国际友谊的诗歌档案。为了表示对许老师在天之灵的感恩，我特地建议选他的一首诗“塞”入作品集。在爀兄亦深表赞同。

　　首届“诗意韩国”诗歌大奖赛的成功举办，也得到了中韩两国有关各界的高度认可。我们再接再厉，2019年7月8日，又开始第二届“诗意韩国”诗歌大奖赛征稿活动。这次的后援单位增加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韩国著作权委员会等。第二届评选时，我斗胆向韩院长进言：这次评选专家请当年跟我一起接受许老师言传身教的师兄弟担任，江弱水现在是浙江大学的教授，莫海斌是暨南大学的教授。我们在北京现场做个小活动，主题就定为中韩诗歌文化交流，副题是缅怀许世旭先生。在爀兄觉得我这个想法有情有义，表示支持。

　　于是，9月16日，江弱水和莫海斌分别从杭州和广州飞来北京，参加由韩国文化院主办的韩中诗歌之“情?缘”交流会，跟我和在爀兄一起深情回忆许老师给我们的珍贵教诲。为了增加缅怀的分量和色彩，我找了多张许老师的照片和他的著作书影，在现场大屏幕上展示。

　　这也算是了了我一个多年的心愿：兄弟相见，同怀师恩。2022年是中韩建交三十周年，往事历历，都成珍贵纪念。（责任编辑：孙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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