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33：中世纪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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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哲学漫步集

邓晓芒、赵林?|?作者

《西方哲学史》|?书籍

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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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世纪哲学

5~11世纪初是中世纪哲学的早期。这时，人们对于古代哲学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片断和新柏拉图主义外，所知不多。这个时期，新柏拉图主义比基督教的成分更占优势。主要代表人物是波爱修和爱留根纳。波爱修是连接古代哲学与中世纪哲学的桥梁，他对古代的波菲利关于普遍与个别的问题作了自己的回答。他重视多样的个别事物的真实性，是中世纪唯名论的先驱(见唯名论与实在论)。爱留根纳是一个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他主张"否定的神学"，与正统的基督教神学观相左。爱留根纳认为统一的普遍的整体是最真实的，反之，愈是多样性的东西则愈不全面因而也愈不真实。不过他认为多样性和最高统一体"上帝"之间有桥梁可通，这就是"理念"。爱留根纳的这种思想源于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是中世纪实在论的先驱。

中期中世纪哲学

11~14世纪初，是中世纪哲学的中期，即经院哲学的全盛期。在此期间，基督教势力强大，经院哲学以基督教的思想为主导。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著作经阿拉伯哲学家的介绍在西欧得到广泛传播。这样，经院哲学不仅有了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因素，还增加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因素，而且后一种因素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中逐渐增长。

经院哲学的特征是奉基督教教义为无上权威，但要用理性去加以解释，解释的方法极其烦琐，成了一种纯粹抽象的逻辑推理。

经院哲学集中于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这是由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重普遍概念与重个别事物的思想分歧发展而来的。实在论以安瑟尔谟为代表，受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主张只有普遍是真实的，普遍先于个别而独立存在;唯名论以罗瑟林为代表，受亚里士多德的以个别事物为第一实体的思想影响，主张只有个别的东西有实在性，个别先于普遍，普遍不过是名称。实在论认为，普遍的教会实在，而个别的教会是从属的;基督教的普遍教义是实在，而个别人的信仰是从属的;原罪是实在，而个别人的罪恶是从属的;天堂是实在，而世俗是影子，是从属的，等等。唯名论则相反。因此，正统的教会人士都崇奉实在论而轻视唯名论。12~13世纪，唯名论已不盛行，与唯名论有联系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也几乎成了异端，正统派的权威是实在论者、新柏拉图主义者。

不过，由于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泛神论思想与正统的基督教教义相抵触，教会早已视之为异端，加上到了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大量从阿拉伯文以至希腊原文译成拉丁文，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大为增长，教会遂转而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与教义相结合的方面。于是被基督教教义改造过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成了官方哲学。托马斯·阿奎那是这种官方哲学的最高权威。他明确主张哲学服务于神学，反对阿拉伯先进哲学家提出的"二重真理"说;他区分了理性和信仰，但又力图加以调和;他认为启示高于理性，哲学以理性解释上帝，不能与宗教信仰相矛盾。对于普遍与个别的问题，托马斯·阿奎那采取了温和的实在论立场。

晚期中世纪哲学

14~15世纪中，是中世纪哲学的末期。由于罗马教会的衰微、自然科学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哲学中重经验事实的本来面目逐步被认识，人们厌弃教会曲解了亚里士多德，于是正统的经院哲学日趋没落，哲学日益脱离神学。在这个时期以前，12世纪的阿拉伯著名哲学家伊本·路西德已提出了反对正统经院哲学的思想。他崇敬亚里士多德，甚至具有比亚里士多德更多的唯物主义思想。他提倡"二重真理"说，否认真主干预世界，主张自然事物受因果必然性支配。13世纪，伊本·路西德的学说盛行，形成了所谓"阿威罗伊主义"的思潮，其最大代表是在巴黎大学任教的布拉邦的西格尔。此外，在这个时期中，唯名论和渊源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异端思想也重新盛行，个人自由的思想抬头。这个时期的唯名论代表人物是R.培根、J.邓斯·司各特、奥康的威廉，神秘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神学家M.J.埃克哈特(1260~1327)。

第一节?概论

与希腊哲学不同，中世纪哲学——无论是早期的教父哲学还是后来的经院哲学——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独立的地位，它所讨论的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因此，哲学家们的抽象思想如果不能成为正统基督教信仰和教义的理论依据，就被视为滋生各种异端观点的危险温床。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不再像古希腊哲学那样把眼光投向自然世界和客观存在，而是把灵魂和上帝作为研究的对象。因此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关于主观精神世界的哲学，具体表现为心灵哲学和宗教哲学。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尽管具有种种扭曲和偏颇的形式，但是它对于西方哲学精神向自身内部的深化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基督教哲学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的教父哲学和后期的经院哲学（大致上以公元11世纪为界）。在教父哲学中，一切哲学问题都采取了神学的形式，教父哲学的实质就是用希腊形而上学的泉水来浇灌基督教的教义之花。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通常又被称为繁琐哲学，它因讲究繁琐的概念辨析和逻辑论证而得名。经院哲学导致了理性神学的产生（托马斯·阿奎那是理性神学的最著名的代表），理性神学虽然仍旧承认信仰的至高无上性和不可动摇性，但是它所倡导的那种注重逻辑证明的方法却无疑为近代理性主义的勃兴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由于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与神学非常复杂地混杂在一起，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将围绕着信仰与理性的关系这一主线，分别对教父哲学的神秘主义特点、经院哲学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以及“共相”之争等问题进行论述。

第二节?教父哲学

教父是继使徒之后出现的一批具有希腊哲学素养和基督教信仰的人（他们中许多人都出任重要的神职），是基督教教义的重要奠基者和诠释者。教父们的职责是为处于受压抑状态的基督教信仰进行辩护，他们一方面将深刻的希腊哲学思想引入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和教义中，使基督教从一种朴素的信仰转变为一种深奥的神学理论；另一方面则力图说明基督教神学与希腊哲学之间的差异性甚至对立性，从而凸显出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和至高无上性。

一、教父哲学对待理性与信仰的基本态度

1．“基督教是真正的哲学”

早期教父的主要任务是护教，力图说明基督教是高于一切希腊哲学的真正哲学。同时还将基督教与希腊哲学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希腊哲学只是片面的或错误的哲学，只有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哲学。著名的希腊护教士查士丁(Justin，约100-165年)不仅第一个提出了“基督教哲学”的概念，而且认为希腊的一切哲学都是指向基督教哲学这一最终目标的，相对于希腊哲学而言，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哲学，只有它才能认识到绝对的真理。

2．超理性的信仰

相比查士丁，拉丁护教士们则表现出更加偏激的观点，他们不仅对希腊哲学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而且力图使基督教与一切哲学划清界线，当拉丁教父们用基督教来对抗希腊哲学时，他们必定要用神秘主义的信仰来排斥理性主义的知识。著名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 145-220年)认为，基督教是上帝的福音，而哲学则是“人与魔鬼的学说”，它以一种歪曲的方式来解释上帝的旨意。

3．基督教基本教义的确立

基督教教义在经历了长期的思想碰撞和观点冲突之后，才在《卡尔西顿信仰宣言》等权威性文献中最终确定下来的。在这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确定正统教义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基本原则就是超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神秘主义。

在早期基督教神学所关注的上帝论、基督论和人性论等三大领域中，分别形成了“三位一体”、“基督神—人性”、“原罪”与“救赎”等基本教义。

“三位一体”(Trinity)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同时也是最难以理解的奥秘。德尔图良是最早系统地论及到“三位一体”思想的教父。

在早期基督教神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人性论的问题上，同样充斥着神秘主义的特点，我们在奥古斯丁关于“原罪”和“救赎”的思想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二、奥古斯丁的哲学思想

奥古斯丁(Augustinus, 354-430年)是教父哲学的最杰出的代表，也是基督教神学的重要奠基者。奥古斯丁出生于北非努米底亚省，早年曾信奉摩尼教，主张善恶二元论，后半生为奠定基督教神学理论和反对多纳图派、贝拉基派等异端而写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忏悔录》、《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论自由意志》等。

上帝创世说：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家所理解的神与基督教的上帝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个赋形于质的工匠，后者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创世者。上帝创世既不需要材料，也不需要工具，甚至连时间和空间也不存在，他仅凭语言就足以产生出整个世界。

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写道：“你创造天地，不是在天上，也不在地上，不在空中，也不在水中，因为这些都在六合之中；你也不在宇宙之中创造宇宙，因为在造成宇宙之前，还没有创造宇宙的场所。你也不是手中拿着什么工具来创造天地，因为这种不由你创造而你借以创造其他的工具又从哪里得来的呢？哪一样存在的东西，不是凭借你的实在而存在？因此你一言而万物资始，你是用你的‘道’——言语——创造万有。”[ ?奥古斯丁著，周士良译：《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5-236页。]

“原罪”与“救赎”在早期基督教神学中，人性论构成了上帝论和基督论之外的第三个重要领域，而基督教人性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原罪”与“救赎”。奥古斯丁认为只有善才是本质和实体，它的根源就是上帝，而罪恶只不过是“善的缺乏”或“本体的缺乏”。上帝作为至善，是一切善的根源，上帝并没有在世间和人身上创造罪恶。罪恶的原因在于人滥用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自愿地背离了善之本体（上帝）。

这种决定论的“原罪”和“救赎”理论使得基督教的人性论像上帝论和基督论一样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原罪”是先验的和形而上学的罪，而“救赎”同样也是先验地被预定的。人的自由意志遭到了贬抑，人的邪恶本性使他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向善，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使人重新获得善良意志，并最终得到拯救。

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 奥古斯丁认为，自从人类祖先亚当、夏娃因犯罪而被贬人间之后，现实世界就被划分为两座城：“一座城由按照肉体生活的人组成，另一座城由按照灵性生活的人组成。”[ 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中册，道风书社（香港）2004年版，第213页。]

前者是“上帝之城”，它是上帝的“选民”即预定得救的基督徒的社会，这是一座永恒之城，在现世中代表着它的就是教会；后者是“尘世之城”，它是撒旦的领域，是肉体淫乱的渊薮，在现世中表现为异教徒的生活态度。

“光照说” 奥古斯丁在认识论上综合了柏拉图的回忆说和亚里士多德关于积极能动的理性灵魂的观点，提出了“光照说”。他将恩典和真理说成是源之于上帝、见之于我们心灵的理性之中的东西。他把上帝比作真理之光，把人的心灵比作眼睛，而把理性比作心灵的视觉，正是上帝的光照使心灵的理性看到了真理。按照这种“光照说”，只有在虔诚的信仰中，上帝的光照才会显得通明透亮，而神圣的真理也只有在灵魂摆脱肉体之后才能最终被认识。

上帝存在的证明 奥古斯丁不仅通过“原罪”与“恩典”学说表达了一种神正论思想，而且也试图用理性的方式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是教父派中最早尝试用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人之一，而信仰的特点就在于“以赞同的态度思想”来对待表现在《圣经》和各种教义中的基督教真理。因此他坚持“相信，然后理解”的基本立场，在坚持信仰至上性的前提下承认理性的作用。奥古斯丁认为，运用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的方法有三种：一是通过宇宙的秩序，二是通过万物的等级，三是通过人心的内省和思辨。

第三节?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与教父哲学一样，都是为基督教信仰服务的，都是“神学的奴婢”。但是与主要奠基于柏拉图主义的教父哲学不同，经院哲学的主要思想基础是从古代文献中发掘出来和从阿拉伯世界中辗转流归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对待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上，经院哲学家们不再像教父派那样简单地用信仰来贬抑理性或否定理性。此外，经院哲学所讨论的问题领域也比教父哲学更加广阔了，特别是关于“共相”问题的争论，已经具有了一些纯哲学的味道。然而，经院哲学究其根本而言仍然是一种神学。不过与教父哲学相比，经院哲学却代表着一种理性神学的方向。

一、实在论与唯名论

1．“共相”问题的来由

“共相”问题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即共相（种属）究竟是独立存在的，还是仅存在于理智之中？共相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共相是与可感事物相分离的，还是寓于可感事物之中？

生活在“黑暗时代”初期的拉丁教父波爱修(Boethius, 480-525年)是最早把共相问题引入哲学讨论的基督教哲学家，在波爱修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产生一个具有独立哲学见解的思想家。直到9世纪时，才出现了被称为“中世纪哲学之父”的爱留根纳(Eriugena, 810-877年)。爱留根纳虽然没有直接论及到共相问题，但是他却以新柏拉图主义和奥古斯丁哲学为基础，提出了关于上帝与万物的关系的学说，即“四重自然”的理论。

到了公元11世纪以后，波菲利所提出、波爱修所探讨的共相问题逐渐成为经院哲学家们激烈争论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实在论与唯名论两大阵营的对峙。

2．安瑟尔谟

安瑟尔谟(Anselmus, 1033-1109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贵族家庭，年轻时即离家到法国求学，1060年加入本笃修会，后来升为修道院长。1093年被罗马教皇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成为英国教务的最高领袖，曾为维护教会权力而与英国国王多次发生冲突。安瑟尔谟一生在修道院讲学达30多年，写过《独白》、《宣讲》、《论真理》、《上帝何故化身为人》、《论三位一体的信仰》等著作，在神学方面多有建树。1494年被教皇追认为圣徒。

“信仰寻求理解” 安瑟尔谟被后人称为“经院哲学之父”，他试图把辩证法引入神学，当作论证神学信条的理性工具。安瑟尔谟坚持认为，信仰只是理解的前提，“基督徒应该由信仰进展到理性”[ 《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文选》，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2年版，第208页。]。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安瑟尔谟是一个极端实在论者，他坚持柏拉图理念论的基本思想，认为作为共相的一般概念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而且更是先于和独立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客观实体。这种极端的实在论思想典型地表现在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中。所谓本体论证明，其实质就是从上帝的概念直接推出上帝的存在。安瑟尔谟第一次试图用严密的辩证法或逻辑来证明那个以往一直靠信仰来保证的神学命题，就此而论，安瑟尔谟开创了经院哲学逻辑论证的风气。然而从实质上看，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证明，它不过是一种装模作样的形式主义。

尽管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缺乏真正的逻辑说服力，但是它毕竟突破了教父哲学中的那种强调“奥秘”、排斥理解的传统。这些证明在中世纪神学中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构成了从教父哲学的神秘主义向经院哲学的理性神学过渡的重要中介。因此，他被后世人们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

3．最初的唯名论者

图尔的贝伦伽尔(Berengar de Tours, 1010-1088年)贝伦伽尔把理性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正是理性使人成为万物中惟一与上帝形象相同的被造物。他公然用理性来对抗信仰和教会的权威，宣称：“理性不知比权威高多少，它才是真正的主人与裁判。”[ 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页。]贝伦伽尔否认基督实体临在于面包和酒的观点遭到了教会的抨击，被斥为异端，他的反对者们所主张的“实质转化说”则在1215年召开的第四次拉特兰主教会议上被确认为正统教义。

洛色林(Roscelinus，约1050-1125年)生于法国贡比涅，他是唯名论的真正创始人，他把贝伦伽尔在圣餐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唯名论倾向发展成为一种较为系统的哲学理论。洛色林认为，只有个别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共相并无客观实在性，它们充其量只是代表个别事物的空洞的“记号、词语、名称”（“唯名论”因此而得名，洛色林也因此而成为唯名论的创始人）。

4．阿伯拉尔

阿伯拉尔(Abailardus, 1079-1142年)出生于法国南特的一个骑士家庭，他年轻时曾拜洛色林为师，但不久就因对洛色林的极端唯名论不满意而转投到实在论者门下。但由于实在论仍然不能使他信服，阿伯拉尔从1115年开始自立门户，他的论文《论神圣的三位一体和整体》也在1121年的索松宗教会议上受到谴责。晚年的阿伯拉尔撰写了《是与否》、《基督教神学》、《神学导论》、《论辩证法》和《我的苦难史》等许多著作，成为经院哲学中最精通辩证法的思想大师。

“理解导致信仰”与安瑟尔谟的“信仰寻求理解”的观点相反，阿伯拉尔主张“理解导致信仰”。安瑟尔谟把信仰当作理解的前提，阿伯拉尔则把理解当作信仰的前提。前者只是想用理性来论证信仰，理性只不过是为信仰装点门面的工具；后者则把信仰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要求通过对每一个词语或概念的理解来树立起正确的信仰。正是由于将理性确立为最高的权威，阿伯拉尔主张对于以往的一切权威著作“都要有充分的自由进行批判”，而不应该不加怀疑地予以接受。阿伯拉尔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各种疑问的辩证考察，才能最终获得纯正的信仰。

当然，阿伯拉尔本人并不想动摇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信条，他只是想通过辩证法使这些教义和信条变得更加合理和令人信服。他反对的不是基督教的信仰真理，而是教会权威对这些真理的解释以及一般信徒对于这种解释的盲目崇拜。

概念论 面对着波菲利提出的关于共相（或种属）的三个问题，阿伯拉尔的回答具有深刻的辩证内涵。他既反对安瑟伦把共相说成是独立实体的极端实在论，也反对洛色林将共相仅仅看作名称或声音的极端唯名论，在综合各种对立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概念论的观点。他的概念论具有一种折衷或妥协的特点，尤其是他把共相归之于“神的心灵的那个共同概念”，这就为后来的实在论者（如托马斯·阿奎那）用上帝心中的理念来说明个别事物的存在提供了理论根据。此外，阿伯拉尔的温和态度也影响了实在论者，使得他们尽量以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把唯名论的观点包容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

二、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思想

在推动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欧复兴的过程中，一位阿拉伯—西班牙的哲学家阿威洛伊（Averroe, 1126-1198年，其阿拉伯名字为伊本·路西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位阿拉伯哲学家把阿尔弗拉比、阿维森纳等“伊斯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哲学思想融汇于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评注中，形成了以亚里士多德思想为核心的阿威洛伊主义。阿威洛伊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从表面上看是与基督教的正统教义直接抵牾的，因此遭到了罗马教会的坚决抵制，他所评注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也再一次遭到了罗马教会的禁绝。但是一部分具有深远眼光的经院哲学家从阿威洛伊所宣扬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中发现了有利于基督教神学的东西，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罗马教会终于在1231年下令解除了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著作的查禁，并且号召经院哲学家按照教会的精神去研究和解释它。从此以后，亚里士多德主义就逐渐取代柏拉图主义而成为基督教哲学的理论基础。

在经院哲学中，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来论证基督教神学信条的最高典范，就是托马斯·阿奎那。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洛卡塞卡城堡，是阿奎那大封建领主郎杜尔夫公爵的第七子。他撰写了大量著作，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有《反异教大全》（又称《哲学大全》）和《神学大全》。托马斯的这些鸿篇巨著奠定了他在经院哲学中的权威地位。

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的关系 ?托马斯在《神学大全》的开端处对哲学与神学的特点及其区别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二者的区别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式——哲学通过理性来认识上帝、创世、天使、救赎等对象，神学则以天启来认识这些对象。托马斯对于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关系的基本态度是，天启真理是比理性真理更加深刻和更加根本的真理，对于它们只能信仰，不能根据理性来提出异议。哲学的任务就是运用理性去证明那些可以被证明的天启真理，而把不能证明的天启真理留给信仰和神学。

上帝存在的宇宙论和目的论证明 托马斯在运用理性来证明天启真理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和目的论证明。与安瑟尔谟的“先天证明”相反，托马斯提出了自己的“后天证明”，即从人们已知的事实出发来推出其原因的“回溯的”证明方法，这就是宇宙论证明和目的论证明，它们一共有五个，即著名的“圣托马斯五路证明”。

阿奎那第一次把这些证明综合起来，从经验的论据出发，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论证。与本体论证明相比，宇宙论证明从形式上看似乎更加具有说服力，因为它的出发点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概念上，而是毋庸置疑的经验事实。它并不是形而上学地从思维中直接推导出存在，而是从有限的、相对的现有存在物出发，然后上升到无限的、绝对的存在物（上帝）。不过，宇宙论证明的意义也并不在于它实际上证明了什么，而在于它坚持了从理性角度证明信仰内容的可能性。这代表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精神特征就是寻求信仰与理性的和解。

形式与质料 托马斯在对亚里士多德著作进行评注的过程中发展了亚氏的“四因”学说，他把形式因和质料因归为“内因”范畴，把动力因和目的因归为“外因”范畴。托马斯虽然把形式与质料都归于内因，但是他仍然从外因论的角度来说明物质中的形式产生的原因，坚决反对阿威洛伊主义把形式看作是原初物质本身固有的观点。他说道：“存在于物质中的形式是从无物质的形式中产生的。”[ 参见特拉赫坦贝尔著，于汤山译：《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0页。]

灵魂学说 托马斯还将形式与质料学说运用来说明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他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一个实体，其中肉体是质料，灵魂则是决定一个人的本质特性的“实体形式”。灵魂在与肉体结合之前是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与其他精神实体（天使）一样是不朽的。当灵魂与肉体结合之后，它就不再作为一个实体，而是作为一个“实体形式”存在于作为实体的个别的人之中。他认为灵魂都是个别的、单一的精神实体，每一个灵魂作为“实体形式”与特定的肉体相结合就产生了个别的人，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灵魂，每一个灵魂就其本性而言都是不死的。

温和实在论托马斯在共相问题上既反对唯名论，也不赞同安瑟尔谟的极端实在论，他像阿伯拉尔一样，力图将辩证法引入关于共相问题的讨论中。他不是一般性地笼统回答共相到底是独立存在的，还是寓于可感事物之中，而是将其和形式与质料、理智活动的性质与过程等问题联系起来，历史地和辩证地说明共相的性质与特点。他由此提出了共相分别先于、寓于和后于个别事物的观点。托马斯的共相学说一方面坚持实在论者关于共相比个别事物更加真实、更加实在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承认唯名论者关于共相在现实世界中只能寓于可感事物而存在的观点，因而具有极强的理论解释力。由于他从根本上仍然把共相或一般概念看作独立的客观实体，因此他的共相学说被称为温和实在论。

认识论 托马斯在《神学大全》中也充分地讨论了认识论的问题，他在谈到感觉与（人类的）理智的关系时，坚持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来源于感觉”的基本立场，同时又强调：“决不能说感性认识是理智知识的总原因或全部原因，它只是在一个方面可作为原因看待。”[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1页。]知识固然源于感觉，但是仅靠感觉造成的印象和观念是不够的，知识的形成还需要“更高级的东西”，这就是“主动的理智”。托马斯承认人的认识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的深化过程，但是他却认为理性形成抽象概念和进行判断、推理的能力是灵魂所固有的，上帝早在认识活动发生之前就已经把万物的“实体形式”潜藏于灵魂之中，然后又通过外部的启示使灵魂认识到这些潜在的“实体形式”，形成理性的知识。就此而论，托马斯似乎又回到了柏拉图的“回忆说”，差别只在于把感觉的刺激作用说成了上帝的外部启示。

托马斯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一代宗师，他的《神学大全》几乎涉及到当时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中世纪哲学和神学的最全面、最系统的理论体系，它代表着经院哲学的最高成就。

三、反托马斯主义的方济各修会经院哲学家

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表现为托马斯主义与奥古斯丁主义的对立。在反对托马斯主义的理性神学方面，方济各修会的“三杰”——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脱和威廉·奥卡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罗吉尔·培根

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2年)出生于英国桑莫斯特郡的一个乡村贵族家庭，他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中最早提倡进行科学研究的人。

他认为，影响人们获得真理的“障碍”有四种：一是“屈从于谬误甚多、毫无价值的权威”；二是“习惯的影响”；三是“流行的偏见”；四是“由于我们认识的骄妄虚夸而来的我们自己的潜在的无知”[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5页。]。正是这四种障碍，使得人们深陷于愚昧无知的黑暗中而不自知，错把谬误当作真理，从而妨碍了他们去认识真正科学的奥秘。

培根特别对托马斯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举出了许多例证来说明经院学者只重推理不重经验而导致的谬见，并大声呼吁重视经验和科学实验。他把经验分为两种，一种是外在经验，即通过感官而获得的关于外部事物的经验；另一种是内在的启示，即通过信仰的天恩而获得的神圣的启示。但是相对于这两种经验，培根更加重视科学实验。由于罗吉尔·培根在实验科学方面的贡献，他被后人视为近代实验自然科学的先驱。

在共相问题上，培根反对把共相实体化的实在论。他认为自然界的不同事物都具有质上的差异性，这些各有特质的具体事物就是实验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实在论者所主张的那些超自然的和独立存在的一般实体或本质是完全无助于科学研究的，因此应该予以摒弃。总之，无论是在对待经验和科学实验的态度上，还是在对于共相问题的理解上，罗吉尔·培根的观点在他所处的时代里都无疑是具有超前性的。他比三百年后的弗兰西斯·培根更早地成为了近代英国实验自然科学和经验哲学的始祖。

2．约翰·邓斯·司各脱

约翰·邓斯·司各脱(Johannes Duns Scotus, 1265-1308年)出生于苏格兰，他虽然只活了43岁，却留下了许多讲稿和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牛津评注》、《巴黎记录》以及《形而上学精细论题集》、《自由论辩集》等。

与托马斯·阿奎那的理性神学相对立，司各脱思想以其意志主义的特点而著称。司各脱坚持反对托马斯的神学决定论，他强调上帝的本质就是自由意志，因此上帝的意志要高于上帝的理性。只要上帝愿意，他可以做出任何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来。然而对于我们这些有限理性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上帝这个无限理性者那里却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上帝的意志与他的理性在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奥秘状态中是完全同一的。

由于把上帝的意志凌驾于理性之上，因此在司各脱看来，上帝的属性与活动、灵魂不死、至善等神学信条都只能诉诸神秘的信仰，不能进行理性的证明，它们属于教理神学而不是自然神学。在关于上帝存在的问题上，司各脱沿袭了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的思路，反对托马斯的宇宙论证明和目的论证明。

司各脱把与上帝直接相关的一切问题，如上帝创世、三位一体、原罪与救赎等，都归于信仰，拒绝根据理性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对于上帝之外的一切创造物，包括天使和人类灵魂，他都试图用形式与质料的学说来加以理性的说明。

在共相问题上，司各脱基本上站在唯名论一边，他把个别事物当作质料与形式的统一体，把个别化原则看作是无须任何解释的终极原则。

在认识论上，司各脱表现出经验论的倾向，他既然认为个别事物是最真实的实在，自然会把个别事物当作科学认识的惟一对象和出发点，由个别上升到一般。司各脱强调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产生的，人的理智就好像一块“白板”，理性的观念说到底都是来源于对个别事物的感觉经验。司各脱的这种观点对于17世纪英国经验论者尤其是洛克的认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威廉·奥卡姆

威廉·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 1285-1349年)是晚期唯名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他继承了司各脱的意志主义以及哲学与神学相区分的思想，他认为上帝在意志方面是绝对自由的，在能力方面则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具有绝对与无限的大能(potentia absolute)，他可以做任何他实际上没有做的事，也可以任意地改变他的想法和决定。世间的秩序和道德，并非是由于某种客观本质或必然性所决定，而是因为上帝选择的结果。

正因为上帝是随心所欲和为所欲为的，所以我们对于上帝的属性和活动不可能有任何知识。要想用逻辑必然性来推断上帝的性质与行为，那只能是徒劳无益的妄图。奥卡姆强调，对于“三位一体”、“道成肉身”之类的教义，我们只能信仰，不能寻求理解，因为我们有限的理性无法把握上帝的无限，我们的逻辑也无法限制上帝的自由意志。禀着这种观点，奥卡姆批判了经院哲学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

奥卡姆在哲学上最著名的思想当数“奥卡姆剃刀”原则，它是对唯名论思想在方法论上的一种概括和提炼，也被称之为“思维经济原则”，并被现代自然科学视为公理。这一原则可以简要地表述为：“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在他看来，所谓共相不可能既是一个实体，又同时存在于许多物体之中，这乃是自相矛盾的。奥卡姆在共相问题上的立场接近于阿伯拉尔的“概念论”，他认为一般概念是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抽象而成的，一般概念在头脑中的产生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就像火产生热一样”。一般概念或共相具有主观上的普遍性，它是一种真观念，为许多人所共有，但是它却不能脱离人的头脑而独立存在。

由于否定了共相的独立实在性，奥卡姆把个别事物当作认识的惟一对象，把对个别事物的认识当作知识的起源和基础。奥卡姆的先进思想极大地启发了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并且为近代的民主化运动开启了思想源流。奥卡姆主义和唯名论思想的兴盛最终导致了经院哲学的衰落，促进了近代经验哲学与实验科学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