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安济坊，由外州到京师的发展历程，竟与奸臣蔡京仕途所关联

　　从整体来讲，宋朝安济坊的设置基本上经历了由外州到京师的一种发展历程。安济坊的创设虽然始自于苏轼所建安乐坊，但其日后的整个发展过程却是和蔡京的仕途跌宕密切相关。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一提到蔡京，基本上都是以“反面教材”的形象出现。

　　

　　蔡京

　　但是谁也不会想到的是，这样一位备受后人唾骂的奸臣，却主导了北宋后期安济坊的发展。纵观安济坊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七个阶段：

　　1、初创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指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至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阶段。

　　苏轼在杭州担任知府时期，恰逢当地发生疾疫，许多民众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地救治而丧命。在文人的“救国治民”思想影响下，苏轼创建了安乐坊，免费为民众看病、施药，无数人得以存活下来。

　　

　　朝廷对安乐坊在抵抗疾疫的整个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大加赞赏，鼓励其继续维持下去，并作为典型范例向其它州府进行宣传。安乐坊成为了以后安济坊设置的雏形。

　　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开封府知府吴居厚奏请朝廷在诸路建立将理院，隶属于兵马司，并从该司中调拨若干人员对其进行日常管理。同年八月二十日，朝廷下诏批准了吴居厚的这一请求，并将其更名为安济坊。

　　从此以后，以安济坊命名的国家医疗保障机构正式出现。安乐坊选用僧人主持，规定对在三年内医治满三千人的僧人，给予紫衣。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两浙转运司的奏请下，朝廷对管理病坊僧人的赏赐，除了仍旧执行上述规定外，还加赐祠部度碟一道。于此同时，将安乐坊改名为了安济坊。

　　宋廷的党派纷争很是激烈，大凡一个党派上台首先是推翻前任政策治理的举措，对前任的遗留人员进行打击或贬默。因此徽宗上台之后，虽然朝廷下达了设置安济坊的指令，但是地方官吏却阳奉阴违，推行缓慢。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担任尚书左压，不久又兼任左仆射，权倾朝野。此时恰逢徽宗有恢复熙宁、元丰政事的想法，在蔡京的推波助澜下，徽宗随即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在这种背景下，安济坊在全国得到普遍推广。

　　

　　然而实行之初，安济坊的发展并不是很理想。这可以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到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的诏书中略窥一斑。

　　一则是崇宁三年（公元1103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南郊赦文，“已经给天下下过诏令，设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访问报告州县，但作为形式，并没有完全如法令上一样。”

　　第二则是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五月二十九日的诏书，“官吏不守法，只为写徒有形式而无实际作用的文字，以响应命令，同时因为做坏事，欺骗隐瞒骚乱，善良的众多百姓没有受到恩惠。”

　　

　　最后一则是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诏令，“年终改用为考核政绩评比，并设立赏罚条例，或者别的部门奉行不谨慎，导致恩德不能向下贯彻”。

　　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朝廷三下诏令，可见当时安济坊的发展情形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蔡京与徽宗尊崇道教，对于养老救疾等社会保障事业很是关注，而且他们立志于恢复熙、丰政事。因此，面对奉行不力的官员，在责斥的同时，对他们的惩罚力度也一次次加重。

　　

　　第一则诏书中说：“仰监司因巡按检举委曲，及施行逐渐事理，次第闻奏”。

　　第二则诏书中则为“其令提举常平司与监司守令，悉力奉行，毋或违庚，其有失职，仰勃罪以闻若侵扰、乞取、减刻，或故为隐漏，或因而科抑，最轻者以违制论”。

　　第三则诏书中更是提到“外路委提举常平司，京歌委提点刑狱司，常切检察外路仍兼许佗司分巡，皆得受诉，都城内仍许御史台弹勃”。

　　

　　分析这三则诏书，第一则中只是安排监司巡视，检察各地安济坊的执行情况；到了第二则中就添加了对执行不力的监司和常平司的处罚；第三则中更是在京瓷和外路分别设置专门人员对安济坊的管理进行监察，除此之外其他监理人员也可以受理诉讼事宜。

　　由此可见，自蔡京上台之后，朝廷对于安济坊的推行力度不断加大，对失职人员的责罚也越来越严厉。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宋朝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居养院、安济坊人员不但日常供给很是优厚，而且官府还为他们设置伙房、提供饮食，给予衣服和棉被。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州县一些官吏出现了奉行过当的举措。

　　

　　他们不但为居养院和安济坊中人员提供帷帐等，甚至还专门雇佣了乳母及女使，照顾其日常生活。最后导致安济坊的开支越来越大，出现了“贫者乐而富者扰”的局面。

　　2、曲折时期

　　曲折时期主要指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二月至年底阶段，也即蔡京以守司空领中太乙宫使阶段。

　　如前所述，蔡京当国之后，对居养院、安济坊过分推行，以致“贫者乐而富者扰”。此时恰值星变，反对派便趁机夺取其相权，阻挠安济坊等的发展。

　　

　　所谓“星变”，是指同年正月五日夜里，有彗星出现于西方，至同月二十五日才消失，其间持续时间一共二十日。在古代，彗星是不祥的象征，彗星的出现被认为是国家颁发的法令出现错误，即将有灾害发生。

　　这一次彗星的出现长达二十天之久，更是引起朝廷上下一片恐慌。以赵挺之和刘连为首的反对派大打出手，趁机夺去了蔡京的相权。蔡京卸去公职之后，其之前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也多数被推翻。

　　此时的安济坊虽然没有像蔡京推行的其它制度一样遭到废除，然也难逃废弛的命运。考究安济坊最后能够幸存下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安济坊的设立本身就是一件“惠民之政”，且其设立之后，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那些因为贫穷而无力治疗疾病的人的生存问题，既稳定了社会情绪，又彰显了国家的仁爱之心。

　　第二，安济坊的废弛是源于彗星的出现，徽宗可能是迫于反对派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免除蔡京的相权，这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等到彗星消失之后，反对派的气焰也有所下降，徽宗又渐有重新录用蔡京之意。

　　第三，蔡京在朝中的势力庞大，虽然其被迫让出相权，然而其余党仍然活跃在朝中，此时朝中的一举一动，其皆有所闻。等到反对派的气势渐消之时，趁机为蔡京在皇帝面前辩解，为其重新上台制造舆论。

　　

　　因此，安济坊的发展虽然受到了百般阻扰，但是却未被废除，尚能够勉强发展。

　　3、改进时期

　　此时期是指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至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六月阶段。

　　“星变事件”过后，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正月蔡京重新得到重用，被提升为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恢复相权之后，所实行的主要政策之一就是改进居养院、安济坊。

　　

　　对于居养院、安济坊的改进主要是在两个方面，其一扩大了居养院的收养对象范围，凡是年满五十岁的老者，一律准许收养，这就打破了古代的年满六十、七十为老的传统，颇有“敬老养老”的精神，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

　　其二分开管理居养院和安济坊。居养院和安济坊在创建初期共用一套管理制度和服务人员，由于日常事务繁多，即使增加了管理人员仍难以胜任。因此此次改革将其进行分开管理，人员配备上依照之前的设置。这样一来，即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压力，也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4、衰退时期

　　此时期主要指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六月以后至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四月阶段，蔡京被罢为中太乙宫使阶段。

　　蔡京当权日久，引起了朝中诸多士大夫的不满。太学生陈朝老最先上疏，痛斥蔡京的十四大罪状，其中之一就是“变法度”。这里的“变法度”，应该就是指居养、安济之法。

　　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六月，御史中压石公弼，侍御史刘安上，殿中侍御史毛注、张克公，轮番上奏蔡京擅国专权，称其罪恶甚重。太史局郭天信以天象有变对君王不利告诫徽宗。徽宗很是恐惧，开始怀疑蔡京，遂将其贬为中太乙宫使。

　　

　　同年十二月十六日，三司省转户部奏文中说“官司奉行居养、安济之法过甚，致使州县受弊，请求申明禁止，务在适中”。过甚之说虽然不足为信，也可能是反对派为了对抗蔡京才有如此说法，然而安济坊的发展开始受到限制。蔡京再次罢相之后，由何执中执政。

　　何执中乃是蔡京的门生，由蔡京一手提拔上来，因此其对蔡京俯首听命。所以此时的蔡京虽然已不再为相，然而朝廷中的诸多颁发的法令皆是出自其意。

　　难怪毛注再次弹勃蔡京时说“朝廷中执政之人，多是出自其门下，如此一来，诸多颁发的法令皆是牵制不改”。这也许就是该时期的居养、安济之法虽然渐趋废弛，仍能维持暂时发展的原因所在。

　　

　　等到张商英执政之后，情况骤然改变。张商英是蔡京反对派中的一员。早在其任杭州知府时，就曾告诫徽宗蔡京的势力庞大，朝中皆是其耳目，虽然已被驱逐出一些，然而朝中仍有许多尚存。

　　张商英对新法的态度则是“法若有弊，不可不变，但不失其意足矣”，可见其与蔡京的政见是截然不同的。等到张商英为相，自然是逐一推翻蔡京的措施。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八月二十五日，朝廷下诏：

　　

　　“鳏、寡、孤、独，古之穷民，生者养之，病者药之，死者葬之，惠亦厚矣。比来有司观望，殊失本指，至或置蚊帐，纳肉食，祭醛，加赠典，日用既广，靡费无艺，少且壮者，游惰无口，凛食自若，官弗之察，弊孰甚焉。应州县以前所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许存留外，仰并遵守元丰令，余更不施行开封府创制坊、院悉罢，见在人并归四福田院，依旧法施行。遇岁歉大寒，州县申监司，在京申开封府，并闻奏听旨。内遗弃小儿，委实须乳者，所在保明，听依崇宁元年法雇乳”。

　　此诏令一下，州县所置居养院、安济坊依照元丰年间条令施行，开封府所置居养院、安济坊废除，恢复以前的福田院制，唯有崇宁年间对遗弃小儿专雇乳母法保留，其余皆废弃不行。安济坊的发展遭到了重创。

　　

　　5、重建时期

　　此时期主要指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五月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二月阶段。

　　政和元年（公元1112年）冬，张商英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尚书省言“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比来提举常平司官，全不复省察民之无告，坐视不教，甚失朝廷惠养之意”。

　　于是朝廷下诏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之事，由转运司、提刑司、盐铁司检举，御史台进行弹勃。此诏令出自张商英被贬之后，当时蔡京党又重新掌握了朝中大权，由此可见朝廷恢复居养院、安济坊之意。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五月十三日，蔡京重又辅政，居养、安济之法的恢复则是刻不容缓。

　　同月二十五日，徽宗下达御笔诏书，“鳏、寡、孤、独，有院以居养疾病者，有坊以安济死者，有园以葬，王道之本也。诏令具在，而吏不奉法，观望废弛，至或撤屋瓷器，播弃孤老，甚失惠养元元之意。其令转运、提刑司条具废弛事状及违法官吏以闻。自今敢有废法，以违制加二等论，即不得接便，过为骚扰，仍其依大观三年四月以前指挥施行”。

　　

　　从十三日到二十五日，中间间隔只有十天左右，朝廷颁发的法令下达如此迅速，措辞如此严厉，足可见其重振居养、安济的决心。

　　徽宗和蔡京都尊崇道教，而在此时提出居养、安济、漏泽之法是王道之本，无非是针对当时有些官吏“拒不奉法、播弃孤老”的行为，以儒家的王道思想来加以告诫，为其恢复新法寻找思想依据。

　　最关键的是，此诏令规定居养、安济、漏泽之法依据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四月以前规定施行，也即蔡京二次为相时，对居养院、安济坊做出的一系列改进措施。然而要想完全恢复到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四月以前的情况，却似有些困难。

　　

　　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二月一日，两浙转运司言：“镇江府在城并并丹徒县居养院、安济坊，并不置造布絮纳被，给散孤老屏弱之人，未副惠养之意。兼用布絮被支费用不多，即非滥支钱物。欲应寒月，许置给散”。

　　从这则两浙转运使的奏言中可以看到当时安济坊的恢复并不是很理想，有的地方在寒冬并不提供棉衣、被絮之类的衣物，这与大观三年公元年之前的情形颇有出入。难怪徽宗说“比览四方奏文，吏趋目前，无一吏称述居养、漏泽、安济者”。

　　于是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五月再次下达诏书，命令诸路监司和廉访使者，对执法不力的官员要加重惩罚，青吏要流放到千里之外监司和廉访使者犯有包庇罪者，与犯法官吏一同处罚。

　　

　　各级官吏对居养、安济之法的再次推行不是很关心，这或许是两次党争的缘故吧！每一次反对派上台均是推翻已施行制度，蔡京上台则是重新恢复。如此反复，从各个时期的诏书中可见，朝廷皆是将责任推卸到地方官吏身上，认为他们奉法失当。

　　如此一来，导致地方推行新法的积极性大打折扣，他们不敢主动。虽然这次对失职官吏的惩罚较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更为严厉，然而大势所趋，随着蔡京的又一次卸去公职，安济坊又遭到破坏。

　　

　　6、破坏时期

　　此时期主要指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六月至年底阶段。

　　蔡京为相数年，树立政敌诸多，朝中上下对其深恶痛绝，不断有人上奏，陈述其罪状。迫于朝中压力，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六月九日，蔡京以年老多疾，乞求致仕，随即得到允许。

　　同月十九日，朝廷下诏：“居养、安济、漏泽之法，本以施惠困穷，有司不明先帝之法，奉行失当，如给衣被器用，专雇乳母及女使之类，皆资给过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天下穷民，饱食暖衣，犹有余时，而使军旅之士，靡费不继，或至道逃四方，非所以为政之道，可参考元丰惠养乞丐旧法，裁立中制”。

　　

　　安济坊的发展随着蔡京最终退出朝廷而受到了抑制。不久，朝廷又陆续下诏：第一，废除了“在京乞丐人，大观元年闰十月依居养法指挥”的规定；第二，取消对安济坊工作人员的奖赏；第三，将大观元年规定的“年五十为老”，改为“诸男女年六十为老”。

　　此时的朝廷不但废除了居养院、安济坊的工作人员，将乞丐剔除出居养院的收养范围，而且年龄范围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人们养老的权利。所以我们把这一阶段定为安济坊发展的破坏时期。

　　

　　7、修复时期

　　此一时期主要指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十二月以后，蔡京致仕及南宋阶段。

　　蔡京以年老多疾致仕之后，没过多久，朝廷感念其往日言行，于是准许其“领三司事”，可在私第内治事，五日一进朝。蔡京的再一次东山再起，不能不说与徽宗感念其往日的言行有关，及其余党的大力支持。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推行新法的举措，符合徽宗的旨意。故其“治事”后不久，便开始着手恢复居养、安济之法。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四月十一日，尚书省言“冬寒，倒卧人，更不收养，十目所视，人所磋恻。……主居养以救其困，所费至微，而惠泽至深，合行修复”。诏从之。

　　宋室南渡以后，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的发展颇为理想。据宋史记载，“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藏之于漏泽园，岁己为常”。南宋初年，朝廷曾效仿北宋制度，设置居养院、安济坊，随后又置漏泽园。

　　

　　至于安济坊在南宋的发展情景，引用绍兴年间给事中段揣则之言，颇为贴切，“国朝爱育元元，垂意甚备。以居养名院，而穷者有所归以安济名坊，而病者有所疗以漏泽名园，而死者有所藏。行之累年，存段受赐。望申伤有司，讲明居养、安济、漏泽之政，酌中措置，令可久行，务使实惠，均被远近”。

　　南宋建立以后，安济坊制度被沿袭下来，朝廷对其发展很是重视，各种政策也措置得当。安济坊在南宋的发展总体来讲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