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设驻圣保罗总领事馆

　　作者：黄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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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人，1931年出生；1951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就读于英语系和西班牙语系，毕业后留学古巴哈瓦那大学；1960年调入外交部，先后在中国驻古巴经济代表处和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工作，1980年任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等秘书，1985年任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1989年任中国驻尼加拉瓜大使，1991年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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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生活中有许多的是巧合，我在60年代初，曾按顺时针方向对巴西、阿根廷、智利三国作过一次蜻蜓点水式的访问，对这三国留下了美好记忆，不曾想，后来我会按逆时针方向自智利、阿根廷至巴西先后各生活和工作了4年。

　　出任驻圣保罗首任总领事

　　1985年9月，我在阿根廷任满回国后不久即奉命前往巴西，出任中国驻圣保罗首任总领事。这项任命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与拉丁美洲打了多年交道，主要工作对象都是西班牙语国家，未曾把讲葡萄牙语的巴西纳入我的“工作范围”。不过，葡萄牙语与西班牙语同属拉丁语系，十分相近，巴西人一般都能听懂或会说西班牙语，对我来说语言差别不成问题，再说对巴西的情况我也一向关心、有所了解，但担任总领事的职务，对我确是全新的锻炼和考验。

　　离京前，外交部领导在同我谈话时强调，驻圣保罗总领馆将是我国在南美设立的第一个总领事馆。鉴于圣保罗的特点，总领馆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一般的中、小大使馆，不但要积极推动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做好众多旅巴华侨、华人的工作，还要在政治上与台湾驻圣市的派出机构进行争夺，不断扩大我们的影响。

　　巴西圣保罗

　　圣保罗有什么特点？众所周知，圣保罗是南美最繁华、最富诱惑力的城市，人口1300万。我们总领馆的领区辖圣保罗市及圣保罗州和巴拉那州，与我国的上海市及江苏、浙江两省对应。

　　有人说，圣保罗市像中国的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金融、商业中心。我到了圣保罗才知道，圣保罗在巴西全国的地位远比改革开放前上海在全中国的经济地位重要。如果说巴西的经济实力相当于半个南美洲的话，那么圣保罗州（含圣保罗市）的经济实力又相当于半个巴西。圣保罗不仅是巴西经济的“火车头”，也是全拉美最大的工商业、金融和科技中心。

　　再者，巴西是拉美国家中华人、华侨最多的国家，而旅居巴西的十多万华人华侨中九成又集居在圣保罗。圣市东北角有一个人口密集的市区叫“东方区”，是华人华侨聚居之地，有点像西方国家大城市里的“唐人街”。

　　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

　　中国总领事馆坐落在圣保罗市著名的高等住宅区——美洲花园区一条名叫美国街的通衢大道上，环境优美，离市中心也不远。为寻觅到这处比较理想的馆址，一些爱国侨胞领着我们的建馆人员跑遍了大半个圣保罗市。

　　开馆仪式

　　我们一到任，便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开馆仪式准备工作中。当时我国总理即将到巴西访问，并要亲自主持总领馆的开馆仪式。

　　我政府首脑主持一个总领馆的开馆仪式，过去尚无先例。我们兴奋之余，又多了几分紧张，圣保罗的政治情况，本来就比较复杂，此处是台湾当局经营了几十年的地盘，“台湾远东贸易中心”就设在这里，而且侨居这座城市的华侨和华人80%以上来自台湾。我们初来乍到，情况不明，好比打仗，此时的我们是在明处，台湾势力在暗处，颇有些防不胜防之感。

　　就在我国家领导人抵达前夕，我们突然得到一个紧急情报：台湾当局已指令其驻巴拉圭“大使”王升领导一个行动小组，针对我领导人首次出访拉美组织破坏活动，主要下手地点选择在巴西圣保罗。谁都知道王升是何许人，这一情报使我们原已相当紧张的神经绷得更紧了，但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只是促使我们进一步采取了内紧外松的防范措施。

　　初到圣保罗，受到当地华侨热烈欢迎。（图源：《中拉建交纪实》 ）

　　开馆仪式前一天，我们请州政府的安全人员到现场做了严格的安全检查后，随即将场地封锁，同时请来一些热心可靠、熟悉情况的侨胞，由他们把守大门、辨认来宾。他们表示，凭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经验，相信任何企图混入的可疑人员都难逃他们的“火眼金睛”。

　　我们还指定专人对所有送来的花篮和礼品进行严格检查。内部人员也分地段包干负责安全，要求每个人在必要时都要有保护领导、勇于牺牲自己的精神。外来的干扰并未冲淡笼罩着总领馆的洋洋喜气，也没有减少萦绕在广大华侨华人心间的激情和喜悦。

　　下午6时许，我国家领导人和圣保罗州长、市长由我陪同着步入仪式大厅，中国驻巴西大使陶大钊主持仪式。奏过庄严的两国国歌，中国总理和圣保罗州长相继致辞。双方在讲话中都回顾了中巴间久远的友好交往历史，强调了近年来两国关系取得的令人鼓舞的发展和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的重大意义。

　　在庄重的音乐声和热烈的掌声中，中国总理和圣保罗州长并肩揭开了覆盖着红绸布的总领事馆铜牌，两国记者争相拍下了这一历史性镜头。仪式结束后举行了招待酒会，客厅内外各种语言的交谈声、欢笑声和花园里舞狮的锣鼓声，谱成了一支高旋律的中巴友谊交响曲。

　　开馆招待会上，当地侨团赠送了大蛋糕。（图源：《中拉建交纪实》 ）

　　总领馆的开馆仪式平安、顺利、欢乐地结束。送走宾客和我政府领导人，我们人人如释重负，连日来繁忙的筹备、紧张的奔波换来了完成任务后的轻松、兴奋和激动。当晚，全馆人员在张灯结彩的崭新领馆大厅里开了个庆祝舞会。

　　开展工作 广交朋友

　　建馆甫定，我们就要全面开展对外工作了。

　　巴西圣保罗大学

　　圣保罗虽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但这里是产生巴西国家领导人的摇篮，历任圣保罗州长或市长往往是未来总统的热门候选人，圣保罗大学社会、经济学院的教授们大多是联邦政府的政治智库。

　　我们对外工作的重点对象自然是圣保罗的当权派和当地各政党领导人，首先要和州长、市长以及他们的助手打好交道。蒙特罗州长当时是巴西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威望和影响力不亚于总统，他很重视巴中友谊，我和他很快建立了友好、顺畅的公私关系，并促成他在繁忙的政务中首次访问了中国。

　　雅尼奥·夸德罗斯重新出山，再度当选圣保罗市市长后，我立即去拜会他。提起当年他任总统时在巴西利亚会见中国贸易代表团的往事，他很高兴，自称是中国的老朋友。就在他的市长任上，我们促成了圣保罗市和上海市结成友好城市。

　　“经济外交”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外交人员必须学会并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驻圣保罗总领馆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为国内和驻在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与科技合作牵线搭桥、排忧解难。

　　圣保罗是巴西经济、贸易和科研中心，全国最大的钢铁冶金、汽车制造企业均在此地，市郊有两个著名的卫星城——圣若瑟德坎普斯和坎比纳斯，前者是巴西军事工业，特别是航空和航天工业的主要基地；后者被称为科学城，集中了全国各个领域的高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工业高科技研究院所。可想而知，我们在经济外交方面的工作有多么繁重。

　　我作为总领事，每年平均要亲自接待国内来访的部、省级以上代表团组四十多起，其余数以百计的访问考察团组则实在无暇顾及。

　　记得建领馆那年，中巴贸易额仅为10亿美元，以后逐年递增，到2005年时已猛增至150亿美元，这些年中国帮助巴西成功发射了两颗地球资源卫星，两国开始在中国合作生产支线飞机。应该说，这些重大的经贸交流和科技合作项目有不少是在我们建馆后不久就已开始配合国内一点一滴地做联络和开拓工作了。

　　我到巴西工作时，巴西“经济奇迹”已过去了快20年，但这个拉美国家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留给人们的启示和思考依然是丰富而深刻的，对正在“摸着石头过河”搞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来说是很好的参考，国内专程到巴西来考察的经济代表团络绎不绝。

　　被称为“巴西经济奇迹之父”的德尔芬·内托

　　有一次，我陪同国务院体改委的几位专家，访问了当过两任联邦政府财政部长、被称为“巴西经济奇迹之父”的德尔芬·内托先生。他是位饮誉拉美的经济学家和大企业家。巴西70年代的经济“奇迹”就是在他著名的“蛋糕”理论和“解结”理论的指导下产生的。

　　所谓“蛋糕”理论，就是主张先发展、后分配的理论。他强调要“不惜任何代价加速经济增长” ，“只有先把蛋糕做大，然后再来考虑它的合理分配”。

　　“解结”理论是指充分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他认为巴西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即所谓的“瓶颈”是国内资金不足，“解开”缺乏资金不足这个“死结”的办法是借外债，把巴西经济与世界经济融成一体。这两种理论互为条件、相互辅充。

　　在听他形象化地解释这些道理时，我们不无怀疑地问道：“靠举债发展经济行吗？债借多了还不起怎么办？”依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思维逻辑，“冷就冷在风上，穷就穷在债上”，一个人、一个家庭尚且害怕借债，“无债一身轻”才是我们的生活信条。对一个国家而言，背上沉重的外债包袱，能发展得了国民经济吗？

　　可是内托先生不这么看，他认为，不利用国际资本发展本国经济，坐失良机才是傻瓜。他强调，关键不在于借多少外债，而在于如何利用好外债。

　　“

　　如果你借债发展经济，能做到借1亿美元外债增加4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话，别管利息多高，你尽可以大胆放心地借好了。

　　”

　　他坚持这样说，并向我们透露了一个“秘密”：向外国银行借钱，借少了，你怕它；借多了，它怕你。

　　内托先生对中国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甚为关心，他希望巴西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能对中国有参考和借鉴作用。

　　就我所知，对于巴西的经验，人们也是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有人说是成功，巴西经济搞上去了；有人说是失败，巴西成了第三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国内贫富差距拉大，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不管怎样，巴西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

　　原标题：《开设驻圣保罗总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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