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思享｜王学谦、蔡仲：市场逻辑与美国科研泡沫

　　摘要

　　科研活动是一项需要投入大规模经费的事业，在取得相应成就的同时局部有可能产生类似于经济泡沫的现象。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物理学领域的非理性投入产生了科研泡沫。新的科学模式试图以市场机制来优化科研资源的分配，以规避物理学泡沫。然而，市场逻辑未能应对科研泡沫，而是将物理学泡沫转移到颇具市场前景的新领域，表现为统计功效较低的科研成果、应用上缺乏实际意义、专利数量增长但质量退化等。追溯出泡沫形成的原因在于市场逻辑取代科学逻辑，当大量风险资本涌入科研领域时会出现夸张式的宣传策略、不健康的决策导向、选择策略取代科学探索。同时，科学无法“即刻证伪”和社会心理效应，使得泡沫在短期内难以识别，导致新一轮更为严峻的科研泡沫，带来的是无法兑现的“科研”承诺，随之而来的就是投资者信心危机与公众对科学信任的丧失。

　　关键词

　　泡沫；风险资本；市场逻辑

　　引言

　　泡沫(Bubble)一词通常与市场中发生的特定情况联系在一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资产交易的价格远远超过对资产基本价值的估计时，就被认为形成了泡沫。在这种情况下，投机者更感兴趣的是从资产交易中获利，而不是其用途、盈利能力或真实价值。典型的范例从英国的“南海泡沫公司事件”，到近期的互联网泡沫、2008年金融泡沫等。泡沫不仅出现在金融市场上，也出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其他领域。当代科学研究作为一项需要大规模投资的领域，是否也存在类似于金融市场的投资泡沫？研究表明，泡沫已在科研领域显现。

　　Pedersen等探讨了研究资金和研究管理的特征是如何导致科研领域形成类似金融领域一样的泡沫；Mirowski论证了生物技术领域、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与美国人撰写的论文数量都已呈现出科研泡沫，乃至进一步变成庞氏骗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对科研泡沫的定义为：在科研活动中，当政治或市场逻辑取代了科学逻辑，导致“过多的研究经费去追逐少数几个研究领域”，研究人员与研究项目的社会心理就会出现格式化，表现为疯狂与盲目地追逐雷同式科研投资与项目，科研项目的评估或投资价值远超其真实价值。这样，科学真理和解释可能会受到投机性选择和零和游戏的损害，即将资产作为真理的基本衡量价值……科研动机就会受到扭曲性激励，最终产生科研泡沫。其中，最具危害性的是投机者同时兼任研究人员与科学政策的制定者。

　　第一个泡沫是在二战后的物理学领域呈现出来的，正是由于政府以政治逻辑对物理学领域过度投入，才导致了泡沫产生。在经济竞争成为国家焦点的时代，政府试图以市场逻辑来决定科研资源的分配，从而避免冷战时期的国家对某一研究领域的过度投入，但却引起更为严峻的科研泡沫。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对科研泡沫的分析绝不是否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科研投入模式，无论是冷战时期的物理学领域，还是市场逻辑下的新兴科学领域，其取得的成就是首位的。然而，任何一种科研投入模式在其优势特征之下必定也存在相应局部的问题，应当正视这种局部的泡沫现象，尤其是当市场逻辑介入科研领域之后，分析并追溯出科研泡沫产生的机制，对于将泡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构建健康的科研投资市场环境具有借鉴意义。

　　1 物理学泡沫与市场逻辑的介入

　　1. 1 政府投资下的物理学泡沫

　　科研泡沫的第一个例子是政府投资产生的，从1940年延续到1980年前后，美国科学政策的主流是凯恩斯技术国家主义(Keynesian Technostatism)，国家财政支出的最大研究领域就是物理学。一方面，二战期间，从原子弹到各种常规武器，都是“物理学的战争”，物理学家被视为军事霸权的重要贡献者，成为政府的宠儿，是公共财政支持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另一方面，布什模式的确立，使得联邦政府将大量的科研资金投入基础研究领域。鉴于传统科学“还原论”的观念，物理学一直是“科学中的科学”，其提升能促进各领域的科学。这种对物理学领域的“奢华”投入，保障了该领域有充足的资金、大批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以及一系列重大实验项目的运行，在诸多研究方向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科研领域的优势，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科研泡沫的产生。

　　Kaiser在《美国物理学与冷战泡沫》一书中，用“理性泡沫”的比喻来讨论从二战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物理学的周期性命运，认为这一时期的科学不是以“理性”的方式扩张和收缩。人们通常认为，在特定的历史链接点上，科研投入是遵循某一特定学科内在的智力生产，但证据并不支持这样的猜想。相反，对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预期，会导致促使其错位扩张的各种因素：夸张的宣传、官僚主义的互捧、跨学科式的冒险和非理性的泛滥。Kaiser描述了有多少美国物理学家和政府官员夸大苏联培养物理学家的数量，以便为美国物理学研究与教育筹集更多“后苏卫时代”的基金。在这个物理学不断错位扩张的过程中，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体进入这个非理性泛滥的泡沫之中。通过向政府夸大预期结果，降低解释的严格标准，过度炒作现有发现，导致美国物理学界的总规模超过任何理性的学术评估和产业需求，造成资源浪费，同时使物理学系统无法持续地健康发展。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冷战缓和的背景下，政府开始削减物理学领域的开支，更不用说在80年代至90年代企业的“基础研究大屠杀”。

　　1 物理学泡沫与市场逻辑的介入

　　1. 2 以市场逻辑来反思物理学泡沫

　　当物理学泡沫出现时，对基础研究的大规模投入已成为美国政府一个没必要的财政负担。相比之下，东亚和西欧通过技术产品与美国在全球市场上展开激烈竞争。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美国加快将科学推向市场，从1980年开始，《拜杜法案》《史蒂文森·威德勒法案》与《联邦技术转移法案》等多项法案的落实，从法律层面上推动了科技商业化，通过一种全新的商业话语加快科学知识转变为经济效益的进程。以生物医药领域为典型，还有更广泛的公共卫生和农业领域，政府、企业与科学家之间组成了强大的联盟，以“生命科学”为名建立起新的知识制造体系，形成一种市场导向的（再）工业化科技战略。在此背景下，市场的核心角色不仅是起到交换作用，而是处理与传递（科学）知识。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判断，市场首要的价值在于其最佳导向性，能产生最佳的结果（无论是在技术创新上，还是在科学理念上）。市场理念也能证明知识的正当性，对于知识的生产给予合理管理，意味着市场的必然性远超过其他任何能力有限的专家（或规划者）的理性判断。这就要求科学能充分展现其经济功效，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与此相契合的是技性科学概念的显现，表明了科学与技术的进一步融合，并为社会经济服务。

　　基于上述认知，对物理学泡沫分析如下：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都无法准确预测繁荣或萧条时期的投入规模；过去的资金水平并不能很好地预测未来的预算，因为没有一门科学可以根据过去的记录来预测其未来的轨迹，人类知识体系太过复杂，无法加以规划。可持续物理活动的真正投入规模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得到理解，并将物理学泡沫产生的原因归咎于冷战时期政府的错误干预，导致哈耶克式的物理学“自发秩序”被搅乱，这是以市场逻辑来规避物理学泡沫的理论依据。在实践上，里根成为美国总统后，表达了对官僚主义（以及科学家们的“自由放逸”）意识形态上的厌恶，要求科学与产业界紧密结合，把科学推向市场，让政府从物理学泡沫中脱身出来。由此，私人资金开始不断涌入科研领域，开启了“商业化科学”的进程，形成一种新型的科研机制。到20世纪90年代前后，冷战结束，科学的主战场发生了重要转向，从直接服务于国家政治与军事需求的大科学转向市场驱动的创业型科学，科学研究的重心已经从物理学转向认知科学、生物医药学与信息技术等。

　　2 市场逻辑下科研泡沫的呈现

　　2.1 科研活动的改变

　　转向后的科研活动试图以市场原则来优化资源配置，由回报率来决定投资方向，强调科研的应用语境及创新，进一步提高了美国科技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国家的非理性投入而产生的泡沫。然而，冷战时期的物理学泡沫表明科学受到政治压力，但在布什模式的保护下，科学家主要还是按自身逻辑从事研究。而市场力量的强势介入，使得科研活动被迫或主动与商业利益相结合，此时的科研活动可能会迫使“科学逻辑”屈从于“市场逻辑”，并导致相关政策与科研特征的改变，这为新型科研泡沫的产生创造了（潜在的）前提条件，具体如下：

　　第一，资源在两个层面集中。首先，资金大量涌入颇具市场前景的新兴科学领域，1980年前后，为了应对东亚与西欧在技术产品上对美国的挑战，从最初的大量资金涌入汽车、半导体与电子类产品，再到当代资本最热衷于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和信息技术等领域。其次，科研活动以市场机制来运行科研项目的特征之一，就是要求科研项目是可评比与可排序的，这样才能在竞争原则下优化科研资源的配置。而可评比与可排序意味着科研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只有这样，竞争机制才能对其进行优胜劣汰，导致科研资源不仅集中在热门领域中，并且可能集中在相似的研究领域。

　　第二，通过重新定义知识产权来重组科研组织，促进政府、企业与大学的合作。例如，《拜杜法案》（1980年）允许大学和小型企业保留用联邦研发基金所发明的所有权，并有独占许可谈判的权力。《史蒂文森－怀德勒法案》（1980年）为国家实验室进行的商业化研究打开了大门。《国家技术转让法案》（1989年）允许联邦资助的研究机构将先前保密的研究成果转移给私人公司，等等。通过这些法案，专利的适用范围已经逐渐扩大，不仅为企业从事新型科研活动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更使得专利拥有者能掌控其技术产品。此时，敏锐的大学也很快赶上了专利热潮，促进了“大学－产业”模式的诞生。这些改变模糊了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之间的界限，而对这些改变的挑战已经变得不那么成功了，公共知识领域的概念已经在其周边的每一个点上倒退。科研被带入一个销售知识产权的快节奏市场，并有可能受到风险资本的青睐。

　　第三，在市场的竞争逻辑之下，科研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营销和市场宣传策略。传统科学或重要技术创新，比如电和核能，主要是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解决问题。但是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等却是基于思想，而不是基于需求，也就是说就其社会功用而言，是供应驱动而非需求驱动的。例如，生物技术专家们只是通过暗示其理论的正确性来收获潜在的盈利价值。同时，这种市场营销策略需要抢占市场先机，而科技研究通常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即使一项研究具有明显的应用价值，这种时滞也会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夸大宣传策略的出现，并且难以在短期内被识别出来。

　　第四，在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科研环境中，一所学术机构要向政府与资助者证明该计划的可行性，需要通过使用特定的量化措施来记录绩效问责制，同时在内部采用相同的措施来监督和改进其表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术管理者开始仿效企业管理文献中流行的最佳实践战略规划和管理准则。科研管理不再依据“学术理性”，而是像一个企业那样，在“能够做的”（即组织的强项和弱项）和“可能做的”（即环境的机会和威胁）之间有机组合，来选择科研项目，这使得科研管理层有可能用“选择策略”取代“科学探索”。

　　2 市场逻辑下科研泡沫的呈现

　　2. 2 新型科研泡沫的特征

　　正是这些变化为新型泡沫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如果追逐利益的个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某些导致泡沫产生的行为，那么，市场逻辑可能会将物理学泡沫转移到颇具商业前景的新领域。目前的证据表明，科研就像其他的市场投资一样，由于其体制和投资过度而在部分领域的一些案例上呈现出泡沫的特征，具体表现如下：

　　（1）统计功效较低。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是一项涉及多学科交叉的颇具前景的研究领域，在预期中神经科学将对解释人类行为和实践有重大意义。2013年，奥巴马政府投入10亿美元的大脑活动示意图工程被定义为“在人类基因工程之后，规模最大且最具雄心的基础生物科学”。无论对神经科学的期望能否实现，大量资金投入该领域会转换成就业岗位与该产业的繁荣。根据Robinson的预测，到2025年，神经技术产业的投入将达到1450亿美元。相应地，部分相关（贴上“认知神经”标签的）领域身价倍增（例如，神经精神病学、神经伦理学、神经犯罪学等）。那么，这些研究的可靠性和解释价值如何？相关研究表明，一系列神经系统科学研究成果缺乏统计数据的支持。2013年《自然》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研究人员回顾了在神经科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的统计功效（定义为样本功能、成果的意义、实际的预测价值），发现平均而言，结论是真正有效的研究成果不到20%。审查得出结论，大多数的报告结果在几个重要的方面可能不可靠：一是统计功效较低减少了发现其真正有价值的成功率；二是低功效的研究即使检测到真实效果，也会导致高估效应，并且其结果的可重复性较低。

　　（2）应用上缺乏实际意义。市场理念对加速商业化的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关注日益增长，例如，2016年美国国会公布了《21世纪治愈法案》（以下简称《法案》），从法律层面保障美国未来10年提供48亿美元实施一系列研究创新，包括脑研究项目、癌症研究项目以及根据个体基因图谱设计的精准医疗项目。这涉及到一项极其重要的科研领域即基因组学，将会有大量资金投入该领域，致力于该领域研究的专家在定期分析数百万个基因位点，常规的整套基因组测序可能很快就会成为现实。如果这一轨迹继续下去，基因组学研究将阐明人类疾病的基本机制，并对实际结果有合理的期望，导致全球每年对基因组学提供的资金已经接近30亿美元。如果我们不能从事实的角度来评估基因组学的巨大前景，夸大的预期将破坏它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并且，对预测性基因测试不切实际的期望以及对研究成果不加批判的应用，也会分散我们对其他预防疾病和改善健康方法的注意力。

　　与基因组学相关的研究泡沫主要体现在其实际应用上，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临床效用和相对风险的问题。大量的遗传变异体传达的疾病通常是低得可怜的相对风险（与更有意义的绝对风险相比），其预测能力很弱，在病人护理中的应用前景不大。多位学者的研究表明，即使将数十种风险标志基因结合起来，也提供不了多少有实际意义的临床信息。在公共卫生领域，鉴于常见疾病的多因素性质和遗传危险率的等位基因的预测特性较弱，将个体错误分类为高风险或低风险的可能性太大，以致于无法在一般人群中采用这种方法来指导乳腺X线摄影或结直肠癌等疾病的癌症筛查。第二，解析风险的错觉。对于常见疾病，我们所有人的绝对风险都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个人的遗传信息确定精确的相对风险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降低风险的干预措施将对每个人都有用，无论他们的相对风险如何。而对于罕见疾病，将个人的风险从一个已经很低的水平上转移可能没有什么临床意义。

　　（3）专利数量的增长与质量退化。为了避免冷战时期大量由政府资助的技术发明被“束之高阁”，《拜杜法案》与《技术转移法》使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促进“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三方共同将研发成果推向市场。但在这个过程中，专利和知识产权总体上出现了质量退化。大学追上了专利潮流，部分原因是专利总体上变得更容易获得，而且自1980年以来，专利持有者的权利得到了极大加强。但现在专利涵盖的实际知识更少了，美英一批学者仔细研究了过去200年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的记录，发现在19世纪时近半数发明专利来自对单一新技术的利用，而现在这一比例只有12%。也就是说，随着新技术出现的越来越少，现在大部分发明专利都源于对不同现有技术的组合利用。与此同时，专利体系本身也变得更加功能失调。据报道，布什总统时期负责知识产权的商务部副部长Dudas曾说：“我们得到了越来越多无法申请专利的想法，专利的质量也越来越差。”此外，在美国有大量文献讨论专利退化的现实和程度，这些都表明：在现代大学疯狂追求专利的推动下，不断增长的专利数量之下却是专利质量日益低下。

　　3 新型科研泡沫形成的原因

　　3. 1 导致科研泡沫产生的具体行为

　　（1）夸张式的宣传策略。在“发现或灭亡”的市场机制下，科研个体为了在竞争中能脱颖而出，有强烈的动机去从事能让他们的研究成果迅速发表并占领市场的研究实践，如果这些实践无法或较小反映出真实（即非无效）效果，则少数科学家有可能在宣传策略上包含有意识的夸张性炒作，对研究报告的局限性进行隐藏。这类违反科研规范的宣传几乎都会使用广告术语，如“突破”和“转折点”等吸引眼球的词汇，从而能吸引巨额资金和资源对其进行投入。

　　以认知科学为例：著名的实验神经科学家Zeki认为，只有理解了支配人类所有领域活动的神经法则，才能有希望对人的本性有一个更恰当的理解；人类大脑项目首席研究员Markram断言，一旦你建造了一个“超级计算机复制的人脑”，一切皆有可能，你可以把它拆开来找出脑部疾病的原因，你可以把它应用到机器人上，开发出一系列全新的智能技术，甚至还有人声称人类心理学的整个领域（包括“难题”，如主观性和意向性）都应该由神经科学的研究来解释。在一份期刊上，11位顶尖神经科学家发表了一份宣言：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有可能解释和预测心理过程，如感觉、情绪、思想和大脑做出决策时的生理化学过程。神经科学家期望他们的研究结果能导致对人类自我理解的深刻改变，当然，如果神经系统科学家能解决科学与哲学数个世纪的争论问题的话，这并不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但在神经科学宏大的雄心下，聚焦于解释“所有的人类认知和行为”，也将自然科学家卷入这次泡沫之中。这些夸张性承诺很可能会导致科研泡沫，进而导致科技创新投资的市场泡沫，因为这种夸张会导致对特定领域进行过分乐观的投资，会产生与金融市场崩溃前相似的情景。科技创新无疑也是一个市场，但在这个市场中，研究的价值最终要与现实世界中的“真理”相对应。如果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与市场价值并不像研究论文中所解释或预测的那样夸张，那么这项研究就有可能导致泡沫。

　　（2）不健康的决策导向。市场力量下，资助者掌控着一项科研项目的命运，导致部分科研负责人有可能在科学研究和经济利益之间搬弄是非（也就是研究人员告诉资助人他们想听的东西），因此任何回报的承诺，无论多么延迟和不可预测，都可能不再以研究的学术体系为基础，同时也为官员提供一个寻求政绩的方向。这些都对科学决策起着导向作用，与其说决策是理性选择，不如说在考察一个科技项目时，决策者都预设了经济价值的目标。例如，对基因组学研究的投入常常被各国政府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其次才是科技和医学进步的引擎。当决策者将市场逻辑凌驾于科学逻辑之上时，资金过多地向具有市场前景的领域倾斜。在利益集团的操控下，会让迎合这种市场力量甚至意识形态的某些科学家提出具有商业前景的科学项目，用统计调查和数学模型来证明其可行性，并把潜在危险信号进行“规范”，使风险信号得以减弱，以便让决策行动与商业目标保持一致。这样的决策导向可能使得科研项目短期吸金效果显著，却难以长期运行，呈现出泡沫的趋势。

　　（3）选择策略取代科学探索。市场逻辑造成的一个典型科研特征是，科研管理者以绩效管理取代学术理性，这必然会导致的结果是，管理者只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寻找一种科研投资的选择策略，这与科学探索不是同一种“游戏规则”。科学探索是用科学探究的方法作为构成框架，为世界的某些方面找到一个真实的模式。科研策略则需要综合权衡各方面因素，如发表策略、激励结构、研究组织、管理部门和资助者的要求等，从而能制定出一条最佳的科研路径。这定义了两种不同的“游戏规则”，却经常被人们（研究人员、管理者和资助机构等）混为一谈。如果科研目标是去寻找到一个真实的、充分的或正确的假设，会涉及一定程度的风险（失败和犯错的风险）。而追求随大流的（高回报的）研究问题，并夸大他们研究项目的解释价值，往往被视为一种更具吸引力的优化策略。的确，夸大研究结果和吹嘘超出其解释价值的科学发现可能是获得短期奖励的最佳策略，比如获得资助机构的关注或其他研究收益，但这对获取知识这个目标并无益处。相反，过度聚焦于科学研究的某些领域，并投入过度资源，可能会引起泡沫。但只要泡沫不破裂，就可以根据预期（在识别和回报方面）兑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科学）代理人会选择后者。当选择策略取代了科学探究时，会出现以下效应：

　　研究人员开始首要关注的是如何更快更多地发布成果，可能不再顾及其科学方法是否符合规范，这产生了一种“顺从文化”，限制了其他思想，导致同行评审中的保守主义，并在科学家和评审机构中引起风险规避。科学家们被鼓励尽可能多地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分割（四篇论文总比两篇论文好），这产生了发表偏见，有利于发表清晰，小规模的实验研究，或者是发表不够清晰、重复的理论研究。在编辑们赞成发表积极成果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将掩盖研究成果中不利的一面。为了使外部资助机构满意，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以对决策者和外部评估者有利的投机取巧方式来修饰或建构其在认识论上的主张，根据资助项目和研究委员会定义的标准，提出他们的研究目标、方法，甚至理论。这种选择策略也可以说明专利问题，专利具有提升个人资历、宣传企业形象甚至大学排名的重要作用，他们聚焦于专利的数量所带来的广告效应，各类媒体上的专利排行榜层出不穷，并将其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这使得企业和大学纷纷赶上申请专利的潮流。虽然这种专利潮流也意味着对研发的投入很大，但大部分企业资助的研究面临着股东对短期盈利的需求，风险投资在投资回报率和投资时间周期方面往往有明确的要求，因此，可能会减少真正对有风险、周期长的研发投入，而侧重于对已有技术的进一步“发掘”，这似乎是一种更好的选择策略，所以才会呈现出专利数量的增长与质量退化的现象。

　　面对这种选择策略，只有少数人对科学成果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什么构成了可接受的统计数据”有批判性的鉴别力。在认识论上，先进的工业化社会基于委托裁量权和认识论信任的认知劳动分工。社会和科研经费的监管机构对专业的科学知识内容和方法了解甚少，或根本无从得知。因此，如果激励措施过于强烈，科学家们可能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表现形式，而不是基本价值。他们可能会参与一个由资助机构、研究项目和媒体主持的强大反馈机制驱动的“最佳策略”，这使得公民和决策者容易受到夸大的承诺和有害的智力债务的影响，要辨别科学泡沫背后的真正解释性价值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科研个体与决策者的上述行为会产生对于某一研究领域过于乐观的投资，会使得科学类似于金融市场一样，过多的资金在少数几个固定（被市场高估）的研究领域里流动。正如在抵押债券上的杠杆投资中投资者无法预测市场一样，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没有能力预测这些大型研究项目最终的结果，最终形成科研泡沫。

　　3 新型科研泡沫形成的原因

　　3. 2 为何泡沫在短期内难以识别

　　在泡沫的成形阶段或初期，为何没有及时被鉴别出来，任由泡沫扩大？这主要在于科研活动本身的特殊性与社会心理效应。

　　（1）无法“即刻证伪”。市场机制下，风险资本大量涌入科研领域，以商业化促进科研为名，将短期投资收益包装成可靠的科研项目，类似的行为常见于金融领域。但不同于金融泡沫会短期内扭曲膨胀，科学是一项需要反复求证的探索事业，这使得科研泡沫难以在短期内被识别出来，即科研领域很难出现即刻证伪，在时间维度上为科研泡沫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在科学领域，很少会发生某研究领域突然坍塌，即拉卡托斯所称的由判决性实验所引发的“即刻证伪”的案例。不同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基本预设，错误的研究策略不会被个体假设所淘汰，只能在一个更广阔的环境中去逐步淘汰这种策略。在拉卡托斯的科学变革模式中，基本单元是由一系列理论组成的研究纲领。在这一系列理论的基础上，存在着形而之上的预设和启发式原则的“硬核”，其规定了研究的方向。尽管这种启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但“硬核”在整个研究纲领发展期间是不变的。就其本身而言，“硬核”不能为该研究纲领中任何孤立的失败负责，它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实体”。所有的科学研究纲领都依据“硬核”，这个研究纲领中的反面启发法禁止我们直接抛弃这个不准放弃或修改研究纲领的硬核。即使在辅助假设无法修正时，研究纲领的支持者可能仍会坚持其基本框架。一个研究纲领只会逐渐退化，失去它的解释力，而其“硬核”可能会维持更长时间，这表明证伪需要时间。

　　基因组学夸张的宣传之所以能被接受，是因为将科研转化为临床医学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难以出现即刻证伪，这使得医学史上充斥着许多曾经被认为前途无量但后来却令人失望的想法，如激素替代疗法、特定前列腺抗原筛查、心肌梗死的利多卡因等。同样，在基因组学的临床应用上，Harold Varmus观察到，基于DNA的药物转化的全部潜力需要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才能证明。基因组学的真正希望是帮助揭示人类疾病的机制，希望导致大多数孟德尔定律的疾病的基因很快被发现。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正在阐明导致常见疾病的基因位点，新的药物靶点正在被确定，最终将导致新的治疗方法。但将这些发现转化为最终成果的时间线将会很长，如果过早投入大量资源，就可能产生投资的泡沫。

　　（2）社会心理效应。当科研泡沫形成时，科学共同体的同行审议、研究者和普通大众对于科学成果更持有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的解释，而不是令人信服的论证。在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领域称其为多数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和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s)，这两种效应对科学信息的处理与评估具有重要影响。“多数无知”本意是一种集体的规范，但却不被个人所认同。当人们不再去寻求真实的认知价值时，“多数无知”便会发生。个别科学家可能会怀疑这种外部资助实践的知识价值，然而，当外部激励的财政和奖励规则正在成为科学共同体的一种共识时，可能会抑制住个别科学家的怀疑，因此他们都同意该科研项目（如提供研究资金或奖励其引用表现等）。

　　当更多的研究项目参与者不去质疑其价值，而只是站在一旁默默地遵守潜在的难以捉摸的信息时，旁观者效应更有可能发生，增加了多数无知的状态。参与的人越多，就越不可能有人发出质疑、反对或干预的声音。如果某些参与方在那些夸大研究范式的期望值方面拥有既得利益，那么个人抵抗或反击的机会几乎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此外，如果不相关的信息（例如，为心理解释提供的神经生物学因素）影响人们对科学解释的判断，这就产生了一种认知情况：引导人们更多地强调由神经科学提出的解释结果，而不是事实论证，进一步助长“多数无知”和“旁观者效应”下的非理性群体行为。在这种情形下，有可能会引发一个旅鼠效应(lemming－effect)，也就是所谓的信息级联，即在一些情况下，他人的选择提供给自己信息可能比自己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的信息更有说服力时，自己会忽略自己的信息而加入这些群体中，并认为其很合情理，这些都使得泡沫在短期内难以识别。

　　4 结论

　　科研泡沫（而不是泡沫科研）反映的是科研活动在局部领域内可能不再遵循“科学逻辑”而产生的一种现象，因为理论选择通常是高风险的，它们必须在信息匮乏的早期阶段做出。在给定的研究领域内，没有办法预先知道最佳投入程度是多少。因此，科研事业在“早期或局部”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科研泡沫似乎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针对于此，本文分析了市场逻辑介入前后的变化，进一步总结如下：

　　（1）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科研泡沫之间的关系，以及市场逻辑介入前后的变化。以司托克斯象限模型来厘清这方面的关系及变化：市场逻辑介入之前，物理学成就及泡沫主要集中在纯基础研究（玻尔象限）和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布什模式下的“纯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科学家的自由探索，属于纯基础研究（玻尔象限），同时，这种“奢华”的资助来源于冷战压力下的军工复合体，因此，又是应用（军事目的）引起的基础研究；市场逻辑的介入改变了这种状况，然而，在“自发秩序”之下，追逐利益的个体有可能追求短期效益，因此，大量资金流向纯应用研究（爱迪生象限）。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断言，某些热门的应用研究领域一定会产生科研泡沫，但只要继续有人用夸张或低质量的研究成果来“满足市场这只怪兽的欲望”，而只有少数人关心科学是否真的能兑现承诺，那么泡沫就会不断出现，最终损害的是公共利益。

　　（2）如何规避市场逻辑下的科研泡沫，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第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合力共进。首先，在可能酝酿潜在泡沫的初始阶段，即科研项目运作之前的决策与评估，政府及其监管部门应当充分意识到市场运作之下可能产生的问题，要求专家对项目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评估，对可能潜在的泡沫风险做好前瞻性准备。例如，泡沫问题中夸大的宣传策略难以被识别，主要是由于科学研究在时间上的滞后性，此时，概念验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即为了证明某一概念或理论具有实践潜力而进行的原则性论证。但是，概念验证研究通常会带来高昂的成本和风险，行业通常不愿意为概念验证研究提供资金。对此，政府在制定相关科研激励政策的同时，应注重发挥科研投入导向作用，尤其要加强对概念研究投入的导向作用，这可能有助于将泡沫控制在初始阶段。其次，在泡沫可能形成的过程中，即呈现出过度的资源集中在少数热门领域时，政府应当对这种表象下面的深层动机和隐蔽机制有冷静的判断，并牵头建立一种由政府、企业、科研人员、公众以及媒体等多方参与的协商制度，集多方力量与智慧，有针对性地调整激励措施与奖励机制，尽量激励研究人员从事不同的研究项目，以减少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热门领域的现象。对于短期吸金效果显著的研发项目，政府应当组织由独立专家组成的评审团，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在媒体公布，引导资本市场的理性投资，在保障市场能为有潜力的科研项目提供充足资金的同时避免科研泡沫扩大。

　　第二，营造一种“自主”的评审文化。这种自主性并不意味着科学是一个独立于外部社会之外的“纯粹的共同体”，而是科学在获得外部政治经济等资源的同时并不被外部力量所掌控，能捍卫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科学场域服从于一种不同于政治场域的逻辑”，在应对夸张式的宣传等各种可能导致泡沫的行为时，科研专家作为内行，最具备对泡沫的识别能力。这要求科研人员在政治或经济压力下能够遵守自身的“科学逻辑”，学者们应当基于自身对该科研项目的认知，而不是政治或经济目的去评估。因为一项科研项目中的科学方法和证据规则是不可替代的，解释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最佳指南。但是在支持具体的解释程序之前，应该尽可能仔细地评估这个假设的合理性。同时，这种自主性在于科学与外部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意味着科研人员并非是在象牙塔中从事科学研究，而是为了让科技与外部之间能进行更富建设性的对话。评审工作必须由相对自主且高度称职的科技专家来执行，这些专家既精通科研，又擅长行走于政府、企业、媒体与公众之间，能以诚实的态度来正视科研泡沫的问题，并通过打开研发的“黑箱”，以修辞性的手段向媒体、公众与政府展现维系科研的真实网络及可能形成泡沫的过程（政治、市场、实验室、机构、同行评审、谈判、营销、媒体舆论等都发挥作用的过程），追踪出导致泡沫形成的利益网络，以此向社会说明在面对科研泡沫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能在获得市场资源支持的同时将泡沫控制在合理的程度之内。

　　第三，科研泡沫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在其运用上不能简单采取“拿来主义”，应当以“批判”的方式，即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政治经济历史、情景与体制中去分析。由于市场本身的局限性，特别是资本短期的逐利性，需要“政府作用”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主要是针对近年来国内资本过多聚焦于流量变现而不注重原创性和基础性创新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科研活动，精准地抓住泡沫产生的运行网络，分析这类现象产生的学术、政治、社会、经济，心理等各种根源，才有可能探讨出应对科研泡沫的途径。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问题哲学理论前沿与理论创新研究”(18ZDA026)

　　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研究项目“知识经济时代的科学困境”(CXYJ21-02)

　　南京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B资助

　　作者简介

　　王学谦，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与社会。

　　蔡仲，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STS研究。

　　文章来源 | 《中国科技论坛》2022年第11期

　　编辑 | 姜润坤

　　审校 | 李跃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