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吕不韦的“奇货可居”故事，趣谈中国古代的“人质”

　　人质是两周时期为解决双边关系一方取信对方所出的质押物，是诸侯国之间交往乃至诸侯国内部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两周时期送交人质在中原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间很少见于史载，在民族间产生何种影响现在还难以定论，但到汉以后，送交人质在中原民族与外族间频繁出现，人质在扩大民族交流，促进民族融合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一、春秋时期的人质现象

　　1、内部思想方面

　　商代及其以前先民主要靠观察自然变化总结规律，但自然界变幻莫测，对很多现象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国家从上到下渗透着一种朦胧意识，于是视万物有灵并对万事万物进行崇拜。商王认为自己“有命在天’，敬神、祈鬼、巫卜、祭祀成了统治者的大事。发展到周代，周人则较为理性地对待鬼神，“事敬鬼神而远之”。殷商时期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人本”思想导致行为模式的改变。在新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尖锐矛盾对立和冲突中，人的价值与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而肩负着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人质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人质现象的出现是人本思想主导的人的行为模式改变的产物，是当时礼坏乐崩后出现“信”危机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发展诸侯权利膨胀的产物。一方面社会需要重新构建新的礼乐制度、民族思想来迎合适应新的社会；另一方面，随着频繁送交人质以及送交方式的多元化，预示着掠夺和战争也将日益频繁加剧。

　　2、外部变动方面

　　西周分封诸侯国，在宗法制度的限制下，天下以周为宗，按时朝见，定期送贡。分封本为西周政治制度的创新点，周作为天下共主，分封诸侯本为安置众亲戚子弟以夹辅周室，诸侯国向宗周朝贡纳物也理所应当。但周平王迁都洛邑，标志着周室失去了天下宗主的地位，天下由此没有一个统一的号令，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中心。相反，政治军事上的动荡也使得宗法制摇摇欲坠。介于此，诸侯国之间矛盾利益冲突加强且逐渐表面化，社会动荡不安，导致各国战争不断。随着权利欲望的急剧膨胀，如果说春秋之初的战争旨在追求“均势”的话，那么春秋中后期情况已经有所变化。

　　为了免于战争，盟会、贿赂也成了弱国的护身符，成为他们继续生存的重要手段。由于春秋时“礼”所决定的“信”的观念随之发生动摇，口头承诺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没有多少作用，甚至还会引起误会而导致战争。如嘻公十七年晋惠公曾许诺给秦五座城池，而后违背诺言导致秦晋韩原大战的发生。所以，在诸侯之间的争斗中，就不能不求助于信义的抵押品——人质。如“周郑交质”就是王室与郑国以交换人质，来保证周、郑两国互相信任的。诸侯国之间交换人质或一方送交人质就是时常发生的事情。 送交人质在春秋时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巩固了诸侯国的邦交关系、减少了不必要的血腥冲突，虽则诚信缺失却又通过人的行为意识巩固了部分信用，这看似矛盾但并不矛盾。

　　但是通过各国送交人质来处理国家关系来看，此中又潜伏着大量的危机，况人并非物，送交过程和人质在他国也包含和大量的变数。随着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和诸侯国大夫权利意识的膨胀，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别的而是主要依靠实力依靠战争，在利益面前战争是第一位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战国的时期特点及送交人质在战国时期所反映出的新特征。

　　

　　二、送交或获取人质的目的

　　1、免于战乱

　　秦是有统一六国的雄心，正是抓住了楚太子杀秦大夫的把柄而乘机攻楚。楚国此时既不能求救于齐、韩、魏，也不能与秦战，只好割地送质求和。值得讨论的是当时楚仅对齐割地送人质而未向秦割地送人质，何况秦比齐强大得多，这也为此后楚怀王被扣留于秦国且被秦要挟割巫、黔中之郡埋下了伏笔。可见，楚怀王当时只管平息战争而未考虑到全局利益。战国时期，任何交战的双方都不想两败俱伤。自从秦国从西土崛起后，先用张仪之策连横对付东方六国诸侯的合纵，这主要还是处于战略抵御阶段，分化瓦解六国的联合势力。秦惠王死，武王继位后，秦国开始用魏冉的计策，“蚕食韩魏，削弱齐楚”，这

　　时秦己转向战略进攻的态势。以上，韩败赂秦送质乃至以后秦扣楚怀王为质而问楚索地，也属秦国的战略演练。可见，虽则战国好“战”，战争的规模及惨烈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但送交人质能使诸侯国重拾多次被抛弃的“礼”中“信”的成分，又能使国家免于战乱，重新调整外交及战略政策。

　　

　　2、寻求政治军事联盟

　　无论是寻求政治联盟也好，还是共同结成军事联盟也罢，送交人质的最终目的都是获取自己的利益。东汉中早期世界各国整体实力差别并不算太大，一切一国想吞并其他六国都并不是那样非常容易，燕国寻找秦朝军事援助，意在使齐、韩、魏退兵，齐、魏同盟，意在协力攻楚。但当自身的权益未遭受威协，提交的人质事件功效并不太显著，魏背与齐的誓约就是显例。东汉的时代主题便是战争。战争就代表着获胜与不成功，吞并与被吞并。怎样在惨忍的战争中赢得存活并获得胜利，如何使自身的执政维持长期是每一个国家紧密关注的事儿。兵卒的多寡固然重要，但善用谋略才是战争最具决定性的诊释。送交人质往往也是各个国家长远战略利益的一部分。战国战争已超出了春秋时期大国争霸转而成为新兴地主兼并战争。人质在多数时候成为获取利益的筹码，楚怀王、春平君等亦逃脱不掉沦为人质成为秦要挟楚的工具。

　　三、后世人质现象得益于两周

　　1、送交人质是由“礼”推动“信”的发展

　　周代特别是东周时期诸侯国间送交人质之风如此盛行，在当时社会以及后世社会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送交人质也不例外，因此它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但对两周社会来说其积极影响是主要的。礼是古代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它是由原始社会产生，经人类生产生活的发展逐步确立的制度规范。运用于阶级社会内部，可以明贵贱、尊卑、长幼、使亲疏有别；在国与国交流上，可以化解国家之间矛盾、消除敌视而变得关系融洽。

　　在周代，周礼是诸侯国交流必须遵守的礼仪规范。战国虽乱，礼也受到无情践踏，“信”观念虽则没有春秋时期发达，遇到两种思想的抑制，但对其发展还是有一定的贡献。此时期儒家思想在战国社会将“礼”与“忠信”整合，使“信”观念以两种形式在社会上表现出来，即反映在儒生个人心理和政治外交领域两个方面。派送人质到他国就是为取得对方的信任而谋求某种目的，策名委质则是臣子不仅从心理上还是实际上都效忠于主人。

　　

　　2、诸国外交、经济文化交流

　　国家对话除了战争，还可以以人质、会盟、联姻等进行交流。而以人质为抵押在当时比战争温和得多，它可以达到战争靖和的目的，防止战争扩大，有效地减少了战争伤亡，从某种程度上能保护当时的生产力，维护社会的稳定。纵观春秋战国时代，人质的身份地位较高，对国与国之间关系处理影响较大。选派人质来处理国家矛盾做为外交的内容，反过来又影响到国家的政权统治。不仅如此人质作为外交的一种新形式，质子不仅成为两国之间特殊的外交使臣，而且也是特殊的文化使者。比如鲁成公二年，楚国伐卫借机攻打鲁国，孟孙请求前去送给楚军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并以公衡作为人质请求和楚军结盟。楚、鲁南北相隔，文化有异，公衡带去的手工艺人小则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大则加强了南北文化的联系。

　　

　　结语：送交人质在春秋战国时期盛行，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非常重视质子与民族关系，隋唐乃至宋元也有少数民族入侍的记载。送交人质虽然有一定的弊端，但是它不仅维护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加强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更重要的是对弘扬中华“礼”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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