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高考”：选择以及选择的条件(3)

　　 　　“前途出国”美国本科部副总监闫晓哲

　　“甘蔗没有两头甜”

　　安迎把出国班称为“不归路”，从高一入学开始就没有回头的可能了。只能向着国外大学出发，而无可能再参加高考。学习的内容和准备方式都不一样。

　　申请美国大学需要的五大硬件资格：一是托福、SAT标准化考试成绩；二是学生高中阶段的各学期成绩(GPA)；三是社会活动记录，包括参加竞赛、公益活动、社区服务等等；四是学生的个人自述；五是至少三封推荐信，一封来自升学指导顾问，或者班主任、校长，还有两封来自学术老师。虽然不再一条路走到黑地挤高考的独木桥，但在两年多时间内完成五大指标，其压力决不比高考小。

　　随着申请人数逐年递增，五个硬件的门槛也在不断提高。五六年前申请学校只需要托福成绩，但近年考取110分以上的高分学生比比皆是，美国高校又添加了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一些有条件的国内出国班在这二者之外，还开设了AP课程，即美国大学先修课程。学生在高中选修部分大学课程，用考试的分数为申请增添筹码。

　　在北京四中国际部5月份的家长会上，有家长忧心忡忡地提问：大家都开始选修AP课的数理化时，自己孩子还有优势吗？选一个冷门的美国历史会不会更好些？安迎安慰这位家长说，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能学到AP课程。另外，虽然跟美国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实际上中国孩子学起美国历史这样深入的文科课程，无论是学习还是最后的考试，其实都十分艰涩。

　　“选修AP的课程数量不起决定作用，不是越多越好，美国大学更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在这场暑假前的家长会上，安迎的语气跟高考班的老师并没有多大区别，“假期要好好学习英语和数学，回来我们要进行分班考试，英语也要坚持阅读训练，”但在内容上还是有所不同，“千万不要把假期变成单纯备考，职业实习、公益活动一定要坚持，每人至少要完成10天的志愿者活动……”提起一位孩子“反倒羡慕国内高考班的同学”的抱怨，安迎的评价是：“大家对高二的艰巨程度还是认识不足。”

　　闫晓哲认为更难的还有课外活动这一项。申请的人一多，就出现了明显的扎堆儿现象，最常见的有三种：一是为期一到两天的社区活动，学校呼啦啦一下子把孩子们拉到孤儿院、老人院，联谊一天就匆匆结束；第二种是模拟联合国活动，模仿联合国及相关的国际机构，依据其运作方式和议事原则，围绕国际上的热点问题召开会议。作为参与人数最多的语言类活动，三五年前，“模联”还是颇有新意的实践经历，但现在已经贬值成申请的标配。只有参与过“哈佛模联”、“全国模联”，才能脱颖而出。最后一种社会实践便是学生会，很多学生没有什么亮点的经历，所提到的“纪检部部长”，可能只是每天去检查眼保健操。

　　在这种情况下，闫晓哲会很实际地劝告学生：“别人有的东西你也要有，不能因为‘模联’很俗就不做了。但如果不是真心特别喜欢，就不要花太多精力，可以再想想自己喜欢什么，再别出心裁地做一个。”她接触过一些真正个性的兴趣活动，曾经有一个去了美国最好的艺术学院学设计的孩子，高中时就自己经营淘宝网店，售卖自己设计的衣服。闫晓哲在哈佛的一个同学，录取的加分项是她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有6年主持经历。此外，国际学术比赛、全国物理化学一等奖，都是申请中的硬通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有“实实在在地持续了很多年、在社会上有一定认知度”的课外生活，学生们只能挖空心思去推陈出新，结果却是衍生出新的俗套——去孤儿院换成救助流浪猫狗；模联是标配，就参加有含金量的国际性辩论赛；学生会人多，就想办法从活动参与者变成核心组织者。游学团已经不再稀少，就变成参加summerschool，即美国大学的官方暑期课程，去哈佛、耶鲁提前拿学分。

　　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学生的自述文件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女孩在自述里都会写到钢琴九级十级，男生都会说自己喜欢打篮球，申请官都腻歪了。”闫晓哲建议学生把自己刻章、游泳、学习第二外语的经历都列举出来，“有个男孩也写了打篮球，他提到自己身上有很多伤疤，每个伤疤都跟一场比赛有关系，都教会了他一个人生道理。”这个心灵鸡汤的故事最后打动了申请官，并迅速变成了一个新的录取模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生在当下，还不太明白美国大学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孩子。

　　即使是推荐信上，现在标准也在水涨船高。一般情况下，一封推荐信来自班主任或校长，另两封来自不同的任课教师。如今家长们各显神通，从自己的人脉关系里找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帮忙写。但他们对孩子毫无了解，讲不出除了孩子性格、交往之外真正过硬的案例。闫晓哲不建议大家写这种推荐信。她去年曾帮助一名学生申请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系入学，那名学生连续几个假期都在哈工大的实验室里做物理实验，最后的推荐信出自实验室教授之手，有力地提供了他的实验报告和真正的学术评价。但反过来说，并不是谁都有机会去大学里做实验。“除了特别优秀的孩子，在中高端层次也不能完全避免‘拼爹’”，闫晓哲说。

　　钱是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家长必须要承担未来至少7年(高中加大学)的持续投入，与国内高考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负担每年10万元左右高中的学费，参加标准化考试的费用也是不菲的支出。无论在国内还是美国就读，中国籍的学生们如果申请美国高校，必须有托福和SAT考试成绩。在2012年11月的新一轮上调之后，托福考试每次收费1500元人民币，SAT1国际考生收费为81美元。按照每门考试参加两次计算，学生最低花费4000元人民币。但SAT考试大陆没有考场，考生必须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参加考试。

　　 　　2012年10月27日，在上海东亚展馆举办的中国国际教育展上，参观者在咨询出国留学事宜

　　两门考试背后还有全民参与的辅导班。以北京新东方的定价为例，中学生参加托福辅导，大多选择25人左右的中型班级。参与基础、强化、精讲精练三个教程，每个教程7280元，学完要2万多元。如果选择一对一的VIP课程，每小时价格从550元到900元不等，价格随课时数量递减，最低档次为10小时，9000元，最高可到200小时，十几万元。

　　闫晓哲所提供的留学申请服务，是国内中介最主要的服务内容。以申请美国高校为例，每所大学的申请费是50～100美元，一个学生要申请10～12所，就要花上1000美元。此外中介机构会收取名校选校费，去100名之外的中低端学校，申请费用在3万元以内。在100名、50名以内的院校收费5万～7万元不等。至于选择最顶端的哈佛、耶鲁等高校，由于需要外籍顾问修改文书、提供面试指导等等，每名学生要花去8万～10万元。

　　所谓“甘蔗没有两头甜”。本科留学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风光，不仅道路艰辛，甚至连前途也未必光芒万丈。况且人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哪怕一个能考上四中的优秀学生，从初中到高中、从中国课程体系到美国课程体系，也未必能一直优秀下去。也许家长花了30万元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孩子申请不到什么好的大学。此外，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是，出国留学的热度不断升高，没有人能预测到申请人数到3年后会膨胀到什么程度。竞争范围也不再是一省一地，而是全国一起竞争。最后是外交风险——“万一不给中国人办签证了呢？”

　　危险的夹缝

　　在经过了四五年的考察和纠结后，张健放弃了让孩子提前出国的想法。他也没有把儿子送进国际学校，而是继续读公立高中，参加国内的高考。

　　张健毕业于一所师范大学，曾经在中学担任语文老师。儿子小时候，和很多家长一样，他对孩子的兴趣教育做了多种投资和尝试，包括美术、珠心算、游泳、轮滑、少儿英语等。4岁的时候，他带着孩子去学了钢琴。这段经历并不成功，老师不懂方法，家长一厢情愿，孩子硬着头皮，“于是一种以兴趣为基础的学习，再次成为强迫性的任务”。张健得出了一个教训：“不好高骛远，不攀比，尊重孩子实际，尊重孩子心理。”

　　上小学后，张健发现儿子的性格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儿子以前爱说爱跳，每天下楼都有小伙伴围着听他讲故事，他还站在小区花园的石凳上指挥着小伙伴们玩各种游戏。但到了三四年级，儿子却变得特别沉闷，唯唯诺诺。张健去学校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儿子在学校管理体系中遭遇到了一系列打击。他刚上学不久因为站起来举手回答问题而被罚站，一次因为上课和同学传递作业就被轰出了教室。“在惩罚中，儿子逐渐了解了学校的规矩。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活泼和快乐也消失了，他在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学习机器转化。”张健说。

　　作为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张健并不认为我国的应试教育一无是处。“绝大多数老师们都很敬业，甚至可以说卖命。所以，从知识点、基本功和思维深度的培养，我们的基础教育是有优势的。”但孩子在学校的变化却让他很痛心，“儿子正在缺失自信，丧失开创勇气，即便上完大学，会不会也是个社会边缘角色？更何况我们的大学教育可能质量上还比不上基础教育”。从那个时候，张健产生了让他离开传统教育体制的想法。

　　张健的想法是，到高中时，把儿子送到国际或私立学校，学习国外课程，参加一系列的考试，与国外大学的申请要求接轨，然后直接出国读大学。从费用来看，读国际高中每年10万～15万元，大学阶段每年30万元，总体费用应该在200万元之内。这笔钱家里还出得起。

　　如果参加国内高考，他就要考虑高考移民，把儿子户口办到竞争压力小的省份。“先不说有没有能力办成，但标价是现成的，北京户口40万～60万元，天津买房给蓝印户口，不用托关系，但底线是40万元。而新疆、青海、广西等偏远省份虽然费用不高，但存在一定被举报的风险。”张健说，两相比较，他还是觉得直接去国外上大学性价比更高。

　　他随后开始考察私立和国际学校。这时候，一个做工程的朋友劝他要慎重考虑。朋友的儿子上的就是国际学校，但缺乏自制力，考试成绩也不理想，尽管如此也申请进入了一所澳大利亚大学。孩子刚出去的时候好像懂了点事，但一年后就向家里要钱买了辆好车，结果还被“劫持”了一次，吓得朋友夫妇马上飞过去处理。随后的学习以失败告终，回来一年后，孩子又闹着出去，结果也就坚持了一年，自己就学不下去了。

　　自从有了送孩子出国的想法后，张健就一直注意观察、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和适应性。他觉得儿子自信不足，做事缺乏主见，最重要的是容易被环境干扰。而这种状况又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初二下学期的时候，张健才跟儿子提出送他出去读书的事。但没想到遭到了儿子的反对，最主要的理由是他并不喜欢英语课。儿子希望在国内上大学之后再决定是否出国。几番沟通之后，儿子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张健还是决定尊重孩子的选择，重新回到高考的主流路线上来。他不想再像孩子小时候，像学钢琴那样逼着儿子出国。一脚踏空，就很难从头开始了。

　　北京世青国际学校国际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锰认为，很多家长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非主流”教育的风险。“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在公立学校读不好，转到国际学校或私立学校就能学好，然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便一路坦途了。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李锰说，“而且国际学校一点都不能给孩子减负。比如我们的IB课程，它是141个国家承认的国际课程，其中数理化的难度很大。”

　　李锰看到很多孩子的结果并不风光，甚至没有那些在国内参加高考的同龄人走得稳健。“我们总是听说哪个孩子又被送出去读中学了，好像挺神气，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读书，根本不适应，又回到中国。公立学校他们回不去了，因为已经没法去竞争高考。可是我们国际学校对孩子英文程度和学习程度要求也高，他们进不来，就好像掉进不同系统的缝隙中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李锰说。

　　最近收到的两个小学生简历让李锰印象深刻。两个孩子都是外籍身份，小小年纪却已荣誉众多，“不仅多才多艺，全国比赛得过好几个第一，还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各种荣誉看一遍都要花10分钟。我都纳闷，这怎么培养的呀，真是神一样的家长”。但最后，李锰的学校并没有录取他们，主要原因在于英语成绩偏弱。“因为西式教育强调公平，如果一个孩子英文水准低于这个班的普遍水平，老师就得花大量精力去提高他的水平，这对其他孩子是不公平的。所以如果英文水准不够，我们一定不会收。”李锰说，“但从这两个孩子身上，已经可以看出这条道路的竞争状况了。”

　　另一方面，中国家长喜欢将孩子进入某所大学作为成功的标志，但实际上美国大学宽进严出，并不好混。“美国总体的大学毕业率只有57%(这与很多学生半工半读有一定关系)，哈佛本科生的毕业率也只有88%，所以有些中国孩子虽然进了美国名校，但是最后还是读不出来。”李锰说，“这部分孩子是沉默的，不被大众关注。这就越发让那些进入国外名校的孩子们光环闪亮，而更多的家长则备受鼓舞。”

　　于欣欣发现，在美国，中国孩子跟寄宿家庭的来往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密，大部分中学生还是习惯于掩藏个性，不多说话，吃完饭就回到卧室。长期下来，孩子英语水平并不像家长设想的那样很快提高，双方的沟通也不顺畅。来美国的孩子90%不适应饮食，曾经有一个学生因为吃不下东西，最后患了胃病，住院一个月。当他在病床上讲出原因后，美国房东才恍然大悟，连声道歉，承诺以后改进。

　　此外，能接受寄宿生的美国家庭一般都是普通的家境，并非像大家想象中的豪车洋房，很多还不如学生在中国的房子宽敞舒适，国内的中产家长抱怨寄宿家庭条件差，但条件优越的美国人又不会赚这点费用。

　　需要思想独立的还有家长，家长们不懂英文，没法跟学校、寄宿家长沟通，同时又摆脱不了遥控孩子的习惯。“既然让孩子出国，就应该放得出去。”于欣欣说。有的家长因为微信联系不到人，就心急火燎地打电话让她帮忙寻找，结果打了一大圈电话，最后寄宿房东发现孩子就在家里睡觉，是手机忘了充电。

　　穿新鞋、走新路

　　2011年，北京四中与美国布里斯中学合作开设了中美高中课程暨AP课程实验班。这个目标直指美国大学的中美课程班，每年学费为10万元。安迎在第一次招生咨询会上向家长们承诺：“招生分数线，不会低于四中普通高中班10分。如果只有一人上线，就给一人开班。”换句话说，四中不会降低生源的素质。进入国际班的学生，同样应该具有冲击北大、清华的实力。

　　实际的录取结果，与四中分数线基本持平。学生除了要参加中考外，还要参加英语口试，甚至面试。这种变化在于，以前成绩不好的学生才会花钱择校；但现在尖子生也愿意多花钱，为自己选择一条新的成长之路。

　　安迎并不希望把国际班办成参加“洋高考”的另一种应试教育。“在这里的学生，我们不是为他们准备托福和SAT成绩。我要发现他们的兴趣，建立他们的人生价值。而且他们要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去付出，这些都是他们升入知名大学的条件。哈佛不仅仅要托福和SAT的高分，更要有梦想、有兴趣并为此奋斗的人。”安迎说，他在家长会上强调，“美国大学升学体系的好处在于，其评价体系是多元的，成绩不是唯一标准。即使SAT拿了2400的满分，也有被哈佛、耶鲁拒绝的案例。”

　　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应试教育与西方教育的重要区别。高考分数今天仍是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尽管在基础教育中，课程改革、兴趣教育、社会实践的努力从未间断。但由于与升学无关，这些教育内容仍不断被边缘化。“中国基础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用一个目标——高考分数——代替了教育的全部过程，而且这还是一个很短期的目标。但是办学校和办培训班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国际学校。”安迎说。

　　他以前带高三毕业班时，经常听到学生对家长说：“考多少分是我的事，报什么志愿是你们的事。”这样的孩子进了大学后，热爱他的专业吗？从事这样的专业他会幸福吗？有多少人是因为热爱而选择这个职业呢？“我们培养了很多学生，但他们的幸福感却不强。很多孩子不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每次升学都意味着一次失落，去美国大学也有这样的状况。所有对教育的宣传甚至都是功利性的成功学，写的升学目标如何实现——走进哈佛，走进耶鲁——进了之后就结束了。以后呢？生活幸福吗？学习优秀吗？没有人关心了。进去后，就完成了任务。”安迎说。

　　安迎发现，中国孩子在高中很少有自己的理想，分数是唯一的目标。但是在美国大学，他们希望看到学生自己的想法和发展倾向，看到学生为此的努力和坚持。所以中国学生的“非主流”成才之路，首先要改变的依旧是家长和学生的教育观。换新鞋，才能走新路。

　　在国际班中，安迎竭力推动孩子们的兴趣发展，以及领导力的培养。“在主校区我们国际班大概有60多个高二学生，四中全校1500多人。学生会里有一半干部都是国际班的学生。四中二三十个学生社团中，也有一半负责人出自这个班。”

　　而另一方面，中国应试教育与学生管理方法的优点也值得重视，“中国孩子毅力强，能忍耐枯燥，美国大学都爱招中国的研究生，因为中国学生能吃苦，做事专心致志”。

　　在学生管理上，中国是以班级、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管理模式，西方则强调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个性强的学生往往受到影响，但集体也可以给个人发展有力的支持和推动。所以，优秀班级的学生总是成绩更好，进步更快。

　　去年，安迎的女儿去参加了一次戈壁行走的学生活动。安迎后来问女儿：一个人单独走和几个人一起走有什么不同？女儿回答说：“一个人走得更快，效率高；而几个人一起走，则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