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法国知识分子会支持一个恋童癖作家?

栏目:学前教育  时间:202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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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为什么法国知识分子会支持一个恋童癖作家?

  2020年1月,法国出版界的一本小书的出版,搅动了一阵旋风,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本书叫《同意》,刚刚有了中文版,作者是法国一家出版社的出版总监瓦内莎·斯普林格拉。

  书中回忆了作者十三岁时,认识了一名法国著名作家G,随后被他引诱和控制,成为了他的情人。

  当时,G将近五十岁,两人相差三十六岁。而根据法国的法律,成年人跟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发生关系是违法的。

  这本回忆录出版之后,法国媒体按图索骥,很容易就找到了这位G,即法国作家加布里埃尔·马茨内夫,四十多本书的作者。马茨内夫1936年出生,是俄裔法国移民的后代,他擅长的作品是散文随笔,出版了很多自己的日记。

  他并不是那种很畅销的作家,国内也没翻译出版过他的作品。他只能靠各种资助和津贴,以及获奖作品维持他的写作生活。

  2013年他曾获得过雷诺多奖。正是这次获奖,刺激了已经走出过往的斯普林格拉写下了她自己那份耻辱和痛苦的回忆。

  在书中,她回忆说,得知他沉寂了二十多年后,高调重回文坛,还获得了享有盛誉的雷诺多奖,看到一些十分敬重的人在电视节目上公开称赞他为文学巨匠,她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恋童癖作家如此招摇过市,她开始写下属于自己的经历。

  

  国外部分媒体对《同意》事件的报道

  斯普林格拉是在一次文化圈的聚会上认识马茨内夫的,她的母亲在出版社工作,经常会带她参加各种作家的活动。

  在一次活动上,她遇到了这位“漂亮的男人”,“看不出年纪,头顶虽然全秃了,但因为精心打理过而颇有僧侣的气质”。

  为什么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会被一个将近五十岁的老男人吸引呢?

  斯普林格拉在书中写道, “他朝我露出微笑,我下意识将它误认成父亲般的微笑,因为这笑容既像男人看女人又像父亲看女儿,而后者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了。这个男人才思敏捷,总是能恰到好处地引经据典,我很快就意识到,他是一位作家,非常懂得如何迷住他的观众”。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

  这里顺便告诫一下那些喜欢读书的小姑娘,不要因为读过某些书而喜欢上某个现实中的作家,会下蛋的鸡是好鸡,写好作品的作家却不一定是好人——如果从文学史的高度看,大部分作家好像都不是啥好人,好作家很多,好人作家就像圣人一样稀缺——只有认清楚这点,早点剥离掉作家身份上光环,你才能早点看清真相。

  小姑娘斯普林格拉说,那个聚会之上,作家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落在她身上,她有点受宠若惊,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男人用这种目光看过我”。

  当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作家愿意对她高看一眼,对她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心理满足,因为“自儿时起,书籍对我来说既是兄弟姐妹,又是同伴,更是精神导师和朋友。

  正是这种对‘作家’身份的盲目崇拜,彼时的我将这个男人和他的艺术家身份紧紧联系在一起”。

  斯普林格拉之所以被这个男人吸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爱,看起来完美的家庭,其实父母的婚姻濒临破碎,争吵不断,母亲酗酒,对她总是漠不关心,父亲缺席,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没有人关注到这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小姑娘。

  马茨内夫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出现恰逢其时,很快对她展开了强烈的攻势,对她嘘寒问暖,总是给她写长长的信,在街上熟悉的地方制造偶遇,去学校门口接她,带她去好餐厅用餐,去博物馆和剧院,送她唱片,给她推荐书籍。

  所有的这一切很快俘获了一个少女的心。她很快成为了他的情人。

  这些套路现在看起来也非常熟悉,实际上在《同意》中,斯普林格拉详细描述了一个男人如何勾引少女的策略和完整的过程。

  这当然还不够,在他们在一起之后,他对她进行了洗脑,比如讲述文学史上那些著名大作家的逸事,将他们勾引未成年少女的故事变成了艺术和传奇,通过不断的讲述,让小姑娘对他产生深信不疑的膜拜,正如斯普林格拉所言:

  “这些发人深省的事例,叫人如何能不信服?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有权利和自由去爱任何她想爱的人。我很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更何况,我的存在能够成就艺术。”

  

  电影《情人》

  艺术是最好的托词,缪斯是最好的洗脑,为艺术献身是最伟大的爱情。这一切都让这个少女很快沉迷其中,对他膜拜不已。

  读《同意》的时候,我们大概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马茨内夫显然是一个惯犯,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得知他是一个恋童癖,他甚至毫不隐晦地把他喜欢跟十几岁的青少年发生关系的事情写到日记里,并堂而皇之地出版。

  他甚至还写过一篇文章叫《未满十六岁》,主要内容是宣扬应该由年长者对年轻人进行性启蒙,社会应该对此进行鼓励。

  他在文章中公然强调,年轻人很诱人,也很容易被人诱惑,所以应该由那些有经验的成年人对其进行引导,跟年轻人一起享受这种快乐。他说,跟男孩和女孩一起睡应该是非常神圣的事情。

  在他出版的日记中,马茨内夫提到了很多次,炫耀他在菲律宾引诱八岁到十四岁的小男孩的经历,他还炫耀,最多的时候,他可以同时拥有四个男孩在床上睡觉。

  包括他在法国引诱斯普林格拉和其他小姑娘的经历,这些都成为了他很多文学作品的题材和日记出版的主要内容。

  最让人不可理解的大概在于,他的罪证都是公开的,他的文学也受到了出版社的青睐,他还在电视台上炫耀自己的经历,所有人都觉得这些问题不是问题。

  在《同意》出版之后,他受到了媒体铺天盖地的谴责,但是他感觉很委屈,在接受媒体的访问中,他说这是时代对他偏见,因为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恋童癖并不是犯罪。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对他不公平对待?

  他是真觉得委屈。因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法国,那些刚经历过“五月风暴”的知识分子,正呼吁以道德解放和性解放来享受身体快乐的权利。

  他们反对对欲望的禁锢,反抗一切对身体的束缚,这点变成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宣言。只不过这种反抗一切的态度忽略了对青少年权利的保护。

  青少年性爱也被纳入到性解放的浪潮中去,所以我们现在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看到很多报刊和知识分子都公开支持过那些被指控与未成年发生过关系的人。

  《同意》中提到了1977年《世界报》发表过一封名为《关于一场庭审》的公开信,这封信的发起者就是作家马茨内夫。这封信主张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无罪化。

  当时有很多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都签了名,比如罗兰·巴特、吉尔·德勒兹、波伏瓦、萨特等等。

  书中还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值得提及,小姑娘斯普林格拉从马茨内夫的日记中发现了真相,他其实就是个走到哪里都会勾引小孩子上床的恋童癖。

  她哭着去找马茨内夫的一个朋友,即哲学家齐奥朗。齐奥朗很严肃地对她说,马茨内夫是个伟大的作家,他选择了你就是你极大的荣耀,你能做的就是陪伴他在创作的道路上前行,同时还要包容他的反复无常。

  他还举例说:“你知道托尔斯泰的夫人每天都要将她丈夫的手稿用打字机打出来,然后不知疲倦地为他修改哪怕最微小的笔误吗?她彻底地奉献出了自己!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这才是艺术家的妻子应该具备的品德。”

  

  电影《情人》

  这段话如此熟悉,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都听到过类似的话。这些哲学家和艺术家都是类似的德性。

  文学艺术就是他们卑劣的借口。因为他是一个文学家,文学成为了恋童癖最好的保护层。

  包括斯普林格拉的父母,她的母亲明知道对方是个恋童癖,还让女儿跟对方多亲近,当女儿成为了他的情人之后,她虽然惊讶,但依然接受了,偶尔还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她的父亲也知道马茨内夫是个恋童癖,但是更多迁怒于女儿不检点,不自重,觉得一个十三四的女孩也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再加上很多公共人物不断地给马茨内夫背书,包括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马茨内夫总是怀揣一封总统写给他的信,如果他遇到了麻烦,这封信的权威可以帮助他逃脱惩罚。

  几乎周围所有的环境都让这种犯罪行为变得正常化,所有的一切都被人看到眼里,但是却默认一切在发生。

  在《同意》中,斯普林格拉提到了这样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如果说成年人和不满十五岁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是违法的,那为什么当他发生在精英阶层的某个代表。

  比如发生在摄影师、作家、导演、画家等等这些人身上的时候,却可以被宽容呢?

  斯普林格拉自问自答写道:“我们只能认为,艺术家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是拥有至高美德的存在,被我们赋予无上的权利,而他们只需要创造出别出心裁、具有颠覆性的作品作为回报。

  他们是享有某种特权的贵族,在他们面前,我们所有的判断都会被盲目地抹去。 ”

  在《同意》引发国际性的关注之后,很多评论都写到这样一个情况:这样的事情好像只会发生在法国。

  因为只有法国赋予知识分子非常神圣的光环,从伏尔泰到雨果,从左拉到萨特,作家的地位受到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总是被原谅,作家的行为总是被宽恕,他们呼吁平等,但是自己却偷偷享受特权。

  在这个传统之下,小偷让·热内因为萨特的签名被解救,哲学家阿尔都塞杀妻也可以被释放,马茨内夫跟八岁的儿童发生关系也无伤大雅。一切都是为了艺术,一切都是为了文学。

  但是,时代终于变了, 文学再也不能成为赦免一切的借口。文学与道德之间,文学不应该成为不道德的遮羞布。

  

  国内部分媒体对《同意》事件的报道

  2020年1月,得知斯普林格拉即将出版一本关于他的回忆的书时,马茨内夫感到了不妙,他提前离开了法国,隐居在意大利,观望法国出版界的态度。

  《同意》出版后,世界媒体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报道,世界反恋童癖组织开始涉入,并对马茨内夫提出了公诉,法国的检察机关也开始行动起来,打算动用特殊的法律程序对其进行审判,如果能定罪的话,已经八十多岁的马茨内夫大概要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

  他的出版商也赶紧撤销了他图书,他享受的国家级的津贴也没有了。原来的那些合作伙伴突然变得精明起来,干脆利落地抛弃了他。

  好像一切都显得如此理所当然,这位作家与其说被时代抛弃了,不如说是被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正确抛弃了。

  文/思郁,本文首发于豆瓣书评,经原作者授权发布,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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