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许世友漫不经心地问肖永银：陶勇的孩子四处流浪，怎么办

　　1967年的一天，正在办公室批示文件的肖永银突然接到驻扎在无锡的27军军长尤太忠的电话：“老肖啊，你最近怎么样？如果有空的话到我们这里玩玩吧，我们这里山清水秀，蛮不错的！”

　　肖永银起初还是有些疑惑的，但仔细一想，他的老首长许世友正在无锡，也许是老首长叫自己去的，便回答道：“好啊，我最近刚好有时间。”

　　

　　肖永银

　　果然，肖永银刚到无锡就被尤太忠“抓”上车，说：“快快快，快跟我走，许司令找你！”许世友一见到肖永银，先是问他最近的情况和工作，然后漫不经心地问他：“永银啊，陶勇的孩子四处流浪，你说该怎么办啊？”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陶勇是谁，他的孩子为何会四处流浪？许世友和肖永银又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

　　被粟裕称赞为“拼命三郎”

　　1939年7月，新四军第二支队第4团团长张道庸率部埋伏在朱门附近，他们此次的任务便是攻克一座日军碉堡。张道庸仔细观察，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将碉堡内的一小部分日军引出来。

　　不久后，近30名日军进入我军设下的埋伏圈，张道庸大喊：“弟兄们，给我冲啊！”随着一阵密集的手榴弹爆炸声和机枪扫射的声音，我军仅用几分钟就将敌人全部歼灭。碉堡内的日军听到声响后，纷纷出来为他们的人报仇，而张道庸则指挥战士们隐蔽，进行下一次埋伏。

　　眼看着日军越走越近，张道庸猛地跳出来，拿着大砍刀就向敌群冲去。日军指挥官被他的举动被吓到了，反应过来后不停地挥舞着指挥刀挣扎，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张道庸一把夺走日军指挥官的刀，下一秒，对方魂归西天。

　　自从1938年下半年被调到江南抗日前线，张道庸率领战士们打碉堡、炸军车、扒铁轨，立下赫赫战功。这次他们又在国民党军队不敢问津的地方，再次攻克朱门的日军碉堡，可以说是虎口拔牙了！

　　当新四军二支队的副司令员粟裕得知这一消息后，不禁称赞道：“好一个拼命三郎啊！”

　　这年深秋，为了打破日军对我军的封锁，新四军决定北上发展。陈毅和粟裕经过反复商量和讨论后，决定将秘密北上的任务交给频频立下战功的张道庸。当张道庸接到这一任务后，当即说：“请两位首长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信任，光荣完成任务！”

　　临行前，陈毅和粟裕嘱咐张道庸：

　　“北上之路是艰难的，但这却是我们新四军战略转兵最关键的一部。你们出发后不再用新四军的番号，而是改称为苏皖支队。你的名字在日军那里已经挂了号了，所以要改一个名字，这样吧，这里是陶村，你又叫道庸，不如叫陶勇怎么样？”

　　张道庸连连点头：“陶勇，陶勇，好名字，我以后就叫陶勇！”从这以后，“陶勇”这个名字将伴随这位抗日英雄一生……

　　

　　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领主力部队渡江，和挺进纵队、苏皖支队汇合后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和粟裕分别担任正、副指挥。陶勇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员，下辖第3、7、8团，兵力将近2000人。10月，陶勇身为东进先锋，率部参加了黄桥战役，完成了扼守黄桥这一关键任务。

　　黄桥战役结束后，陈毅向陶勇下达了一项重要的命令，那就是让他率部进军黄海之滨。陶勇接到命令后，当即率领第三纵队的战士们挺进南通、启东等地。这里和上海很近，战略位置尤其重要，不过驻守在这里的日军也和国民党军是很多的。

　　一次，陶勇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在某个村子住下，没想到就遭到日伪军的包围。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这个班的战士全军覆没，只剩下陶勇一人生还。在如此危机之时，陶勇抄起扁担打倒一片日军，然后跳窗逃出，冲出包围圈。

　　1940年年底到1941年，陶勇先后率部增援曹甸战役；孤身闯入顽军旅部的驻地，争取詹长佑；身先士卒跳进泰州河，从而一举占领泰州城东门，为泰州战役的胜利做了铺垫。泰州战役结束后，苏中抗日根据地正式建立，陶勇兼任苏中第四军分区的司令员。

　　由一场“误会”引起的婚姻

　　抗战时期的一个晚上，陶勇骑着摩托车去九团检查工作，不一会儿就停在了九团团部的门口。陶勇刚从摩托车上下来，就有一个哨兵上去打招呼：“首长您好！”陶勇本想点头示意，但一听声音怎么女里女气的，抬头一看，果然是位女同志在站岗。

　　陶勇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当即怒吼道：“怎么回事？九团的男同志是都死光了吗？怎么还派个女同志站岗？万一有敌人怎么办？”陶勇十分清楚九团驻地周围是不太平的，经常有日军特务前来骚扰。

　　此时，听见陶勇怒吼声的九团团长茅珵连忙跑出来，说：“陶司令您来了，快请进，快请进。”陶勇一看茅珵来了，便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找个女同志站岗？你们是准备吸引敌人，还是防守敌人？”

　　茅珵当即说：“当然是防守敌人，这点是我们做得不对，我这就让人把她换下去！”

　　晚上，茅珵请陶勇观看文艺节目，第一个节目是舞蹈。陶勇坐在第一排观看，越看越觉得台上领舞的女同志有些眼熟，但一时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便问一旁的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念龙啊，上面领舞那女同志是谁啊？”

　　

　　韩念龙小声回答的：“你算是问对人了，我认识她父亲，她叫朱岚。”陶勇来了兴趣，说：“那你和我讲讲呗。”韩念龙说：

　　“朱岚的父亲是崇明县一位开明绅士，和我还有茅珵同志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经常往来，一来二去就熟悉了。朱岚的哥哥弟弟也是在那个时候参加游击队的，她弟弟还曾是咱们游击队警卫连的副排长的。不过有一次她爸爸和弟弟都被日军抓走了，绑在树上死打，让他们说出游击队的驻地和情况。但这对父子说什么也不肯透露，结果被日军活活戳死了……”

　　韩念龙顿了顿继续说：“不久后，朱岚就参加了新四军，她是文工团的团员，这次来部队是为了锻炼的。”还没等陶勇回答，韩念龙就悄悄说：“你这是对她有好感啊？这好办，走走走，我给你介绍介绍。”说完便拉着陶勇往后台走。

　　韩念龙和陶勇一边走一边说：“她今年22岁，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入党了。不过你想追求她可是有点难度的，她对你很有意见。”陶勇听后十分疑惑，说：“这不可能，我们俩又没有见过面，她怎么可能对我有意见呢？”

　　韩念龙说：“一看你就贵人事忙，你第一天来我们九团的时候，不是在门口批评了个女兵吗？你批评的就是她！人家去站哨是想要上进，谁曾想还没站够一个小时，就被你给骂回去了！”

　　陶勇恍然大悟，说：“原来就是她啊，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韩念龙说：“这才想起来啊，人家可一直记着你呢，说你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陶勇一时无言，刚好到后台，便不再说话。

　　此时的朱岚正坐在板凳上擦汗，陶勇见状连忙上前做自我介绍：“我叫陶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过牛，当过窑工，后来参加红军，打国民党反动派，打日军。我这人的脾气确实有点不好，你说我大男子主义我也承认……”

　　朱岚被陶勇突如其来的自我介绍给吓了一跳，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好半天才说：“陶司令，您这是，我……”陶勇摆摆手，说：“喊什么司令，没有大伙的努力，我一个人算什么司令！”

　　陶勇觉得自己扯得太远了，便说：“我这次找你是以同志的身份问你，你同不同意咱俩的事？”朱岚懵了，她说：“咱俩的事？咱俩什么事啊？”陶勇认为自己太直白了，便解释道：“我想和你交朋友，就是男女之间的那种……”

　　朱岚没想到陶勇这么直白，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是不好意思地咬着刚刚擦汗用的手绢。

　　1941年7月的一天，陶勇和朱岚在沙家庄举行了婚礼。那个年代结婚没有多少浪漫成分，也没有多少了解，更多的是组织介绍，觉得对方还可以便在一起了。

　　尽管陶勇和朱岚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但两人婚后还是很幸福的，朱岚也为陶勇生下了三个孩子。

　　

　　陶勇夫妇接连去世

　　1948年7月，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率部参加豫东战役胜利后不久，就奉命战略转移。此时国民党胡琏的第18军和邱清泉的整编第5军趁机追了上来，想要将陶勇部“一网打尽”。

　　当时前边的部队已经走了，但还有一些伤员没有被撤走，这令大家十分着急。如果伤员没有全部撤走的话，一旦落入敌人手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陶勇本来是跟着指挥所走的，但当他得知这件事后却立即折了回来，并下达一项命令：“把干部们的马匹全部让给伤员，确保伤员能够顺利转移！”

　　为了能将每一位伤员都转移走，陶勇还要求参谋人员将战壕工事等都检查清楚，不能落下一位伤员。随着敌人越来越近，担任掩护的侦察营已经和敌人交上了火，一时间枪炮声不断。陶勇沉着冷静地指挥着伤员进行转移，丝毫没有被这些影响。

　　伤员们见陶勇因为自己而面临危险，纷纷流泪说：“司令员你走吧，不要管我们了！”陶勇摇了摇头，说；“不行，没有大家，要我这光杆司令有什么用？咱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在战场上决不能丢下任何一位伤员！”

　　说完，陶勇亲自带领侦察营断后掩护，这才将所有伤员安全转移出来。

　　

　　1949年5月3日，陶勇率领第三野战军第23军解放杭州。不过由于杭州是国民党长期统治、苦心经营的城市，因此我军入城后的警备工作是非常艰难的。

　　陶勇在杭州下榻的地方是一幢陈设十分讲究的老洋房，房主早已离开，只剩下一个老管家。陶勇让警卫员去收拾一下，没想到警卫员刚进洗手间就大喊：“好香啊，好香啊！”

　　陶勇进去一看，之间里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香水瓶，警卫员正一脸兴奋地摆弄那些瓶子。陶勇板着脸问警卫员：“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过了，不能动这里的东西吗？”

　　警卫员连忙解释说：“我没有动这里的东西，我刚刚想上厕所，不小心把它给弄洒了……”陶勇见他手里还拿着香水瓶，便说：“快放下，不许再动了！”然后对老管家说：“老先生，是我的警卫员不懂事，主人不在家，却用了主人的香水。我回去一定要批评他，还请你将那些香水拿走吧。”

　　老管家笑着说：“没事的，长官，这些香水您随便用，那就是让用的。”陶勇诚恳地说：“老先生，先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们军内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香水我们是不能用的。”

　　老管家愣在原地，没想到解放军纪律如此严明，这也令他改变了对解放军刻板的印象。就这样，在陶勇的带领下，全军纪律严明。凡是我军保护的地方，从未出现过丢钱的显现。为此，上级首长多次表扬陶勇的部队作风好。

　　1955年，解放军大授衔，陶勇被授予中将军衔。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陶勇的处境很不好，1967年陶勇去世，仅几个月后，朱岚也去世了，只剩下三个孩子孤苦无依……

　　许世友问肖永银：陶勇的孩子四处流浪，怎么办呢

　　1967年夏的一天，时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的肖永银突然接到一通来自无锡的电话。电话对面是肖永银的老战友尤太忠，他说：“老肖啊，最近咋样，身体还好吧？你什么时候有空来我们无锡看看，我们无锡很美的！”

　　肖永银本想拒绝老友的好意，毕竟现在工作很忙，但转念一想，自己的老首长许世友正在无锡，尤太忠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约自己去玩，于是说：“好啊，刚好我最近有空，你等着我。”

　　刚到无锡，肖永银就被尤太忠接走，说：“走走走，许司令有要事找你！”肖永银连忙问：“是啥事啊？你悄悄和我说说。”尤太忠神秘地摇了摇头，说：“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肖永银一见到许世友，许世友就对他说：“要抓部队，把部队给抓稳了，知道了吗？”肖永银连连点头，说：“我都知道的司令。”许世友听后紧皱的眉头松开了一点，但却没有完全松开，肖永银知道，许司令这次叫自己来肯定是有重要的事，但他又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能默默等。

　　过了好一会，许世友像是漫不经心地问肖永银：“永银啊，自从陶勇夫妇去世后，他们的孩子就开始四处流浪，生活得很差，你说该怎么办啊？是不是要把他们给收起来呀？”

　　陶勇和许世友私交很好，如今陶勇和朱岚双双去世，三个孩子流浪露宿在上海街头，这深深地刺痛着许世友的心。许世友无奈，只好找肖永银和尤太忠商量解决办法。

　　尤太忠和肖永银听完许世友的话后，两人对视了一眼，然后开始商讨究竟该怎么办？最终尤太忠说：“许司令，这样吧，我先把孩子们都收起来，然后再送去南京，交给老肖，由他安排怎么样？”

　　许世友点点头，说：“好，那就这样吧。永银啊，你可不能让我失望啊……”肖永银连忙站起来说：“许司令您就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肖永银回到南京，很快尤太忠就将陶勇的三个孩子给送了过来。孩子们从大到小站成一排，个个枯瘦如柴，衣衫褴褛，最小的那个才13岁，但看上去却像7.8岁的样子。肖永银鼻子一酸，摸着陶勇最小孩子的头，说：“孩子们你们受苦了，肖叔叔能力有限，你们还是只能靠自己。这样吧，当兵怎么样？”

　　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随后用力点点头同意了。

　　这件事发生后，不少干部都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肖永银这里，比如说原六纵司令员王近山的几个孩子。肖永银无法拒绝战友们的后代，便下令：“凡是军队上、地方上送来的干部子弟，只要是男的全部收起来！”

　　于是肖永银的装甲兵营房，突然多了很多“娃娃兵”，大的十六七岁，小的只有十三四岁……

　　不过肖永银招收“娃娃兵”也引起了其他领导的不满，甚至有人将这件事这件事报告给周恩来。还没等周恩来问肖永银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接到肖永银的电报。肖永银在电报里讲述收“娃娃兵”的来龙去脉，周恩来看后沉默许久，随即批准了他的做法，从此再也没有过问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