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人口经济学家张耀军：“14亿”的聚集地，未来会在哪里？

14亿1178万人——这是最近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国人口的总和。

有人担忧，认为当前城市的人口承载力已到极限；也有人提出质疑，因为近十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已经非常低速了，人口一旦减少，可能预示城市经济的衰退。

不过，在人口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耀军眼中，“14亿”早已不仅仅是个数字，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城市的经济运行早已不是“人等货”的卖方市场，而是“货等人”的买方市场——

尤其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比起推动经济生产环节的劳动力来，人口的作用是拉动消费，以形成更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促进经济发展。

当然，“14亿”人口的质量也考验着城市的承载力和吸引力。在张耀军看来，城市到底能承载多少人口，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消费水平及分配制度下有其合理的规模，但想要真正用好人口的“蛋糕”，更加考验政府管理的智慧。

夕阳下的成都太古里、春熙路、IFS商圈 王效 摄

“14亿”背后的大市场

红星新闻：您如何看待“14亿”的人口规模？

张耀军：在我看来，“14亿”不只是数字，而是代表了一个14亿人口形成的巨大市场。在技术发达的今天，生产能力大大增强，因此人口在当代城市发展中，更多发挥的是拉动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

也就是说，没有相当规模的人口，就形不成消费规模，更不用谈市场规模。

从经济学的角度，经济运行周期分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阶段，其中，分配和交换是经济运行的中间环节，生产与消费是经济运行的起始和终结环节。中间环节作为桥梁连接生产与消费，促进经济周期顺利运行。起始和终结环节，更能清晰地看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也更能厘清人口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纵观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城市在经济发展中更加关注生产环节，原因是技术欠发达导致生产能力低下，生产不能满足消费，因而是“人等货”的卖方市场时代。在当今技术发展，尤其是信息、人工智能技术一日千里的时代，生产能力大大提升，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商品不再受生产数量的限制。

国家提出的“去产能”“供给侧改革”等政策应对，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此时，买方占据了主动权，通过消费，人口规模可以决定经济规模。面对这一形势，2020年12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全面促进消费”。中国有14.12亿人口，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并且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将形成强大的内生动力，是实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格局的基础。

成都东站候车大厅的旅客 资料图

红星新闻：这是否意味着，城市想要谋求进一步发展，就应该大力提升人口规模？

张耀军：当然不是，注重人口规模背后，还应该关注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

人口消费与收入直接相关，只有丰裕的收入才能有较好的消费能力。而决定收入水平的因素是就业，充分的就业能整体上提升消费能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清洁工、快递小哥，甚至连医生、教师等岗位未来会慢慢下降，就业对人口承载力降低，虽然技术发展也会创造就业岗位，但比起技术普及对就业岗位的取代要小得多，所以从就业机会来看，技术越发展，城市承载力越下降。

不能就业的群体消费能力肯定不高，就业问题甚至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解决的办法是，持续提升人口受教育素质，促进充分就业，提高收入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质量决定了城市发展的质量。高质量发展的城市反过来会吸纳更高质量的人口，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城市发展质量越高，越能吸纳年轻人口流入。这些年，中国老龄化发展迅速，但总体上城市老龄化程度低于农村地区，而大城市又低于中小城市，一线城市的老龄化程度最轻，主要原因是流入城市的年轻人口稀释了城市的老龄化程度，相反加重了流出地的老龄化程度。

“14亿”的聚集地，可能不只是北上广深

红星新闻：目前，各地人口数量的分布仍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您如何评价“14亿”分配的现状？

张耀军：长期以来，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是人口流入最多的地区。这样的结果是城市间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口迁移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收入，改善生活。一线城市由于其细致的分工、大量的就业岗位、高于其他城市的收入水平长期保持了强大的人口吸引力。进入21世纪以后，以省会和少数虽不是省会但为区域经济中心为主的城市发展迅速，对人口的吸引力持续提升。

尤其从2018年开始，武汉、西安、成都、杭州、长沙、郑州等区域中心城市率先开始通过取消或降低户口门槛的政策，希望通过“政策绿灯”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流入。此后，户籍制度改革逐渐成为城市吸引人口的利器。

从刚刚公布的七人普数据中，虽然以往人口从西部、中部往东部迁移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但分区域看，各地中心城市的人口吸引和承载力都明显增强了——比如，西部城市成都在这一次迈入了“2000万人口俱乐部”，体现其发展实力的增强，对附近区域的辐射能力提升，一些打算前往北上广深、或是原本留在这些一线城市的人，变成了新成都人。

城市变化的本质，是“人”的选择。从迁移原因的转变也可以看出，如今迁移人口的主力军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有劳动技能，因此很多城市想要留住他们。而这些主力军所关注的城市，已经不再只是过去能提供高收入的工作。除了高收入的工作岗位，能够享受城市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地方生活质量和宜居性，具体如优良的空气质量、宜居的生态环境、高质量的学校、医院等条件，已经成为城市吸引人口的重要因素。

宜居的生态环境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图为成都兴隆湖 资料图

红星新闻：“14亿”的聚集地，未来会在哪里？

张耀军：我国已经进入了后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意味着未来城市化发展进入城市群为主的发展阶段，那些地域相邻、文化相亲、产业互补、交通便捷的城市之间会形成城市群。

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国家和区域的竞争实质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虽然目前国家发改委确定了19个城市群，但其中大部分城市群还只是“外延”意义上的，内涵还差些火候，比如城市群内城市之间存在联系不紧密、分工不明确，产业发展程度差异较大难以形成有机联系等问题。

要实现城市群的持续健康发展，城市群城市之间产业互补发展、差异竞争是基础。只有如此，通过互补产业之间形成紧密的产业链，众多的产业链形成相互交织的产业网，城市之间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群。

城市群的发展，除了产业，还需要各类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支撑，如水资源、清洁能源等要素直接影响到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多年来，各类自然资源也在向大城市集聚，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国家跨区域的大工程，输送目的地绝大部分都在城市。这意味着，一个城市虽然缺乏或根本没有某种自然资源，但可以通过资源流动而获得，因此资源在空间流动的方向与人口流动的方向是一致的，即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聚。

人口与资源的聚集不断推动城市发展。但这里不得不强调的是，人口、资源可以在空间上流动，但环境是不能流动的，因此，一个城市可以大量地调入资源或吸纳人口，但如果城市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排出的废物超出环境的自净能力，则环境污染就会发生。

这些年各地出现的雾霾其实就是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超出了当地大气环境自净的能力所导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承载力是城市或区域最终的承载力。

优美的城市环境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到来 图为天府新区兴隆湖畔

在支撑城市发展的诸多要素中，除了环境不可流动，土地也是不能流动的要素。城市人口规模不断增大，建设用地也应该相应增大，特别如住房用地更直接影响到城市人口承载力。这些年来，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房价大幅度上升，超出了多数人的购买能力，直接原因是住房用地供应没有与人口的增长而成比例增长，因此导致住房需求越来越大而供给不足的矛盾。

至于解决路径，可以借鉴过去流动人口管理“全国一盘棋”的办法，建设用地与人口流动的指标挂钩，即人口流入的地方扩大建设用地规模，人口流出的地方缩小用地规模，这个办法可以在城市群中率先试点，待成熟后在全国层面实施。

当一个城市的就业、资源、环境、住房等因素满足人们的需求之后，能够吸引人口流入的还有教育和医疗等社会资源的水平。中国是一个尊老重教的礼之邦，当人们决定在一个城市长期工作后，就会考虑把老人和孩子接来团聚，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一个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越来越成为吸纳人口重要因素。我国刚刚放开三胎的生育政策，一部分家庭出于生育的考虑也会把老人接到城市来帮助照顾孩子。

总之，未来人口一定是向经济发达、交通便捷、教育医疗资源优质、服务人性化、生活宜居的城市聚集，而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会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条件。刚刚公布的七人普结果已经支持了这一判断。

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编辑 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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