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立三路线”，远东局与我党的矛盾，为何尖锐到无法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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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上海设立远东局，瞿秋白曾与陈独秀一起参与远东局的领导。但是大革命时期的远东局在中国的工作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其负责人维经斯基与鲍罗廷之间以及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内部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在1926年10月至11月间达到白热化程度，使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深感不满。

　　

　　1927年初，远东局的工作被中止。

　　此后主要是鲍罗廷、维经斯基和罗易“三巨头”负责中国的政治问题，直到六七月间，鲍罗廷在其中拥有决定权。

　　但是，鲍罗廷、维经斯基和罗易这三位一体的最高代表形式，并没有取代远东局这个组织机构。

　　1927年3月10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批准新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组成人员：

　　鲍罗廷、罗易和中共、朝共及日共各一名代表，并拟由当时并未在中国的列普赛任远东局书记。

　　6月，为协调政治代表和军事顾问在中国的工作，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加强了远东局的人员组成：增补布留赫尔（化名加伦）。

　　罗易和鲍罗廷被召回莫斯科后，他们的继任者牛曼和罗明纳兹到达中国。

　　在中国革命转折时期，远东局机构并不健全，人员也开始了频繁的变动：

　　秋天，布留赫尔（加伦）返回苏联；11月罗明纳兹返回莫斯科，牛曼则继续在中国南方广州工作。

　　到1928年春，红色工会国际的正式代表米特凯维奇（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中国履行共产国际代表的职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驻中国代表阿布莫维奇（化名阿尔诺、阿尔布列赫特）和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谢苗诺夫（化名安德烈）参加远东局。

　　1928年4月米特凯维奇返回莫斯科后，由阿尔布列赫特履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职责。这期间的远东局没有什么形式的保护和掩护，与莫斯科也缺乏定期联系。

　　

　　根据共产国际领导层的决定在哈尔滨建立的国际联络部补充站及建立每六周一次的信使联络制度，都没能解决这些问题。

　　阿尔布列赫特不只一次地请求上级机关通过柏林派出通晓欧洲语言的“常驻和认真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但是问题一直未能解决，直到1929年初。

　　1929年春天，经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批准，上海又重新正式设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本来由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被事实证明已经犯过许多右的或“左”的严重错误，似乎不能起到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作用；加之广州起义失败后，中苏关系破裂，俄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莫斯科一度考虑不再派代表到中国。

　　但是不向中国派驻代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之间在政治沟通、组织联络、财政援助、军事指导等方面确实存在明显的困难。

　　正因为如此，1928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负责人库丘莫夫致信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说：

　　我认为，再次提出挑选和紧急向中国派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问题是适时的。即使在让瞿秋白和张国焘同志作为中共代表留在莫斯科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显然也无法保证对党的领导。

　　他认为，在处于派别斗争接连不断的条件下，从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工人当中挑选出来的中共中央核心人物向忠发、苏兆征、项英等人，本身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不够坚强，使中国党明显缺乏有威信的（个人和集体)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不断帮助，恐怕他们未必能完成党的任务。

　　1928年11月，与向忠发一起回国不久的蔡和森，因顺直党委的错误问题被向忠发解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职务。

　　

　　这在库丘莫夫看来，是中共中央无原则的派系斗争的结果。

　　几经磋商之后，莫斯科终于同意共产国际继续向中国派驻自己的代表，并于上海建立常设秘密机构——远东局（有时又被称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团”)，以具体帮助中共中央，同时负责与远东各国共产党组织保持联络。

　　其成员有：

　　埃斯勒（化名罗伯特斯，在领导人不在的时候暂行领导人的职责)、乔治·哈迪（红色工会国际代表，1930年6月返回莫斯科，由红色工会国际的另一位代表斯托雅尔替代)、别斯帕洛夫（化名维利，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这些成员被授予广泛的全权，其领导人是雷利斯基（化名奥斯藤、保尔或帕维尔；1930年2月到8月去莫斯科）。

　　1930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远东局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主要有：

　　米夫（领导人，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4月在中国）、埃斯勒(1931年1月返回莫斯科)、雷利斯基（1930年8月返回中国，在上海工作到1931年8月)、斯托雅尔（在中国工作到1931年6月)、别斯帕洛夫（在上海工作到1931年春)。

　　盖利斯1930年7月被批准为远东局成员，同时兼任驻中共中央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

　　远东局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机构，其工作在1931年9月后基本上陷于瘫痪。

　　这时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大革命时期的远东局在领导体制、工作范围、工作环境、所起作用等方面都不相同。

　　大革命时期的远东局处在国共合作状态下几乎是半公开的工作环境中，其领导体制是以维经斯基为首的俄国代表团负责制，虽然内部有分工，但主席维经斯基起主要领导作用，最后几乎成了个人负责制，这是当时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内部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对中共中央的工作管得多管得细，几乎成了“第二个中共中央”。

　　而这时的远东局则是依据斯大林提议，采行集体工作和集体负责的形式、主要是帮助的工作性质、起上传下达的联络作用而组建起来的。

　　其代表主要是来自欧美国家的共产党人，由于对中国、中共的情况既不了解又缺乏研究，同时为安全起见不出席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议，不参与集体决策，只凭看通报、党刊、会议记录等作决议，通过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或与主要领导人面谈作指示。

　　1929年春成立的远东局在成员到位后，一开始并没有太深地卷入中共的工作。但是当远东局负责人雷利斯基6月4日在上海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写第2号信时，双方分歧的端倪开始出现。

　　远东局认为，中国党的领导人不善于组织日常工人运动，李立三混淆“左右两种倾向”，在蔡和森离开政治局的问题上，向忠发也拒绝了远东局让蔡返回政治局的提议。

　　

　　此后随着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远东局开始对中共中央决议的一些提法、表述有了不同意见。这些意见经过双方的会谈、沟通，部分得以化解。

　　双方没法达成共识的最大分歧，最初来源于远东局1929年10月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

　　该决议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远东局不仅保证接受这些决议，而且要在它的工作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反对中共中央机会主义危险和倾向的斗争中执行这些决议。

　　接着，决议认为中共在对待富农、广西军阀俞作柏、建立红色工会等问题上存在右的倾向，对陈独秀的处理也有方法不对的地方。

　　中央政治局看到这份决议后十分不满，12月6日召开会议对其进行讨论，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李维汉、温裕成、罗登贤7个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要求远东局修改决议。

　　从会议记录看，双方的矛盾和分歧开始变得难以调和。

　　为了解决争论，12月10日、13日、17日，远东局的奥斯藤、乔治、罗伯特斯（艾斯勒）、维利（别斯帕洛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李立三、周恩来、向忠发接连举行三次联席会议”，讨论分歧问题，但是会上双方争执不下，互相指责，最终没有达成共识。

　　由于没有解决分歧，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派代表到莫斯科报告争论的情况。刚好，共产国际也要求中共中央派代表到莫斯科，于是周恩来受中央派遣到共产国际作全面汇报。

　　1930年1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听取皮亚特尼茨基的“远东局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和中共政治局的电报”的报告，会议基本通过了皮亚特尼茨基就有关问题提出的草案，同时“责成由皮亚特尼茨基、库西宁和斯特拉霍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提出对库西宁同志的修改意见的表述法”。

　　1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和李立三等问题时：

　　库西宁和斯特拉霍夫同志建议邀请李立三同志于3月中旬来莫斯科。

　　但是李立三没有接受该建议。

　　

　　1930年1月30日，共产国际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处写信，就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矛盾问题进行前因后果的说明和解释，并附上所有有关争论的会议记录。

　　由于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表述，引起了远东局的反对并由此导致远东局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意见分歧，米夫接到远东局的有关报告后，于1930年2月9日给瞿秋白写信说：

　　敬爱的斯特拉霍夫（瞿秋白）同志：

　　请原谅我打扰您的休息，去信又让您思考工作上的问题…二中全会的一些提法含混不清，甚至有错误。这两种情况都需要我们作出解释和提出同志式的批评。二中全会的所有决议反映出来的路线基本上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因此尤其需要这样做。但是在不了解您的意见的时候，我不想采取什么具体措施。

　　米夫这封信话说得很客气，但实际上是要求瞿秋白按照他的意思给国内中央政治局写信，修改有关决议的条文。

　　但是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旧的分歧没有解决，新的冲突又接踵而至。

　　由于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进入1930年后，中共中央逐步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

　　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在过高估计当时全国工农运动发展的规模、水平和党领导的军事武装力量的同时，否定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论点，指出：

　　党不是要继续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起义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中央开始背离党的六大总路线。

　　4、5月间，李立三不仅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党刊上发表文章宣传这些观点，而且在先后召开的湖北省党组织会议、苏区代表会议、红军主要部队代表会议上加以阐述。于是李立三的“左”倾观点和主张逐步贯彻到党的实际工作中。

　　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将李立三的一系列“左”倾观点变成了中央指导中国革命的纲领计划。

　　远东局从1930年4月开始，对中共中央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判断、提法和认识提出了不同意见。

　　对此，李立三颇感心烦，4月17日他给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和瞿秋白写信说：

　　远东局的同志，在评价当前革命形势时认为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工人斗争的发展落后于农村中农民的斗争。甚至怀疑革命高潮会很快到来。我们认为，这是严重的右倾观点…远东局的错误具有非常严重非常危险的右倾性质，它在政治上已完全不能进行领导，因此，请你们坚决向共产国际提出改组远东局的问题。

　　李立三还随信寄了一些会议决议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要瞿秋白译出交共产国际和交《国际新闻通讯》发表。信和材料6月中旬才到莫斯科。这是莫斯科最早接触到的有关李立三的观点和思想。

　　现有资料表明，此前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并没有把行动计划和对地方组织的相应指示快捷地报告给远东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因此，莫斯科对中国党的一系列具有“左”倾冒险错误的决议、通告、纲领、计划和给地方组织的指示并不十分清楚。

　　

　　就在中国上海，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走向发生矛盾的时候，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于4月15日召开处务委员会，听取马马耶夫作关于中国军阀战争和游击运动的报告。

　　会议决定成立由马马耶夫、斯特拉霍夫（瞿秋白）、萨发罗夫、沃罗夫斯基（黄平）、克雷莫夫（郭绍棠）等同志组成委员会，以马马耶夫为负责人，制定中国党对游击运动、红军工作和苏区工作的指示。

　　5月6日，马马耶夫关于《中国的游击运动》的报告最后修定。

　　在这篇报告中，马马耶夫指出：

　　由于农民的奋起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我们才能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地的问题，朱德和毛泽东的那个军在这样的根据地可以进行训练，真正成为一支正规军，在根据地里壮大起来，向不同方向夺取新的地域

　　…我们无疑面临一个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因为没有地域，没有根据地，没有我们牢牢插上红旗的地方，我们就会到处流窜，即使今天攻城夺地，明天又会遭到失败。需要建立这个根据地。

　　因此，我们面临以下的任务：

　　在游击运动地区最大限度地扩大党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巩固苏维埃，明确现阶段土地革命的纲领；应该解决军队中政治机关的结构、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的问题；我们还面临大规模武装农民的问题；解除军武装的问题；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的问题。

　　显然，由马马耶夫起草、瞿秋白等人共同修订的这份报告，对毛泽东等中共党人早于1927年秋天就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给予了肯定，而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在中国首先要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思想，与向忠发、李立三中央提出的在全国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策略大相径庭。

　　这等于说，中国革命并没有发展到全国即将胜利的可能，革命的发展仍然严重不平衡。更令向忠发、李立三不解和恼火的是，刚到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也接受了这一思想。

　　远东局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共中央的批评。

　　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六·一一决议”后，远东局于6月20日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决议在进一步澄清之前不在党内发表”，并且建议“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目前不发表决议的建议，那么请你们就此问题请求共产国际来解决”。

　　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远东局回信抗议说：

　　这一决议也不是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而写的。对这一点我们已多次作过解释，你们自己也非常清楚。为什么你们非要想方设法把这一决议和共产国际的讨论联系起来呢？结果成了中国党起草这一决议是为了反对共产国际。这意味着破坏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信任。因此我们提出严肃的抗议。

　　结果中共中央不顾远东局的反对，还是发表了决议。此外，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有争论。到6月下旬，分歧摆到了莫斯科。

　　

　　这场分歧的结果是，瞿秋白被派回国处理李立三的问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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