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方水土

　　跟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许多民族一样，彝族人也崇拜鹰。

　　传说在远古时期，有一只矫健的龙鹰飞过，它滴下三滴鲜红的鹰血，落在贤美的彝族姑娘蒲嫫里伊身上。蒲嫫里伊就此受孕，生下了彝族最伟大的英雄支格阿鲁。支格阿鲁拥有神奇的力量，骑着一匹由神鹰变成的飞马，消灭妖魔鬼怪，征服毒蛇猛兽，驯服雷公闪电，他用神弓仙箭射落了天上六个太阳和七个月亮中的五个太阳和六个月亮，只留下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让人们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鹰，能展翅腾空；鹰，能洞察纤毫；鹰，有矫健的身躯；鹰，有强劲的战斗力。彝族人以鹰肉入药，鹰鼻作饰，鹰羽驱赶疾病，鹰爪制成酒杯的底座。鹰成为民族的图腾。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最大的广场——火把广场上，有一根石柱拔地而起，高高的柱顶上，是一只鹰的雕塑。它目光炯炯，眺望远方；展开双翅，蓄力欲飞。

　　如果它真的一跃而起，扶摇直上，它会开始一段奇异的旅程：从局地河谷南亚热带海拔300多米的金沙江谷底，到中亚热带；从北亚热带，到暖温带；从中温带到寒温带；从亚寒带、寒带，直至地处永冻带的大凉山海拔最高的山峰——5958米的木里恰朗多吉峰……从最低处到最高处，相对高度达到5600米，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立体气候，造成了大凉山的两个极端，或者说是二元经济：发源于冕宁东小相岭记牌山的安宁河，自北向南，纵穿凉山州，面积达650平方公里的安宁河谷平原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地区，一年四季阳光充足，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灌溉条件良好，适宜农业发展，有利于水稻、蔬菜和热带水果的生长，素有“西南粮仓”的美称。但是，一旦离开安宁河谷，进入两侧山地，那就完全进入了另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连绵不断的、如海浪般的山峦。山地是凉山州主要地貌，分为1500米以下的低山、1500米至3000米的中山、3500米至5000米的高山。其中，海拔1500米至3000米的中山为主要地貌，占总面积的39.38%。这里，昼夜温差大，温度低，产出少，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这里，贫困程度最深，贫困面最广，贫困面积最大，贫困人口最多，成为全国贫困落后的特殊样本，成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因此，凉山是全国脱贫攻坚中真正要攻坚的区域之一，也是我国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彝族有“倮倮”“夷人”等多种称谓。新中国成立之初被称为“夷族”。彝族原来自称“罗倮”，在彝语中，“罗”是虎的意思，“倮”是龙的意思，以这两种代表力量与神秘无畏的动物自称，意思是说彝族是勇敢和强大的民族，更大意义上反映了彝族人对自己民族的自豪感。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各民族之间缺乏交流，外人称彝族人为“倮倮族”，则是带有某些侮辱性的意味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重新确定各个少数民族的名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彝族代表一块儿研究彝族的正式名称。“夷族”“倮倮族”显然不太合适，“夷”字的原意是外族，新中国是由兄弟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大家应该平等互爱，更不应该有夷内之分，“夷”不利于民族团结。

　　听了大家的意见，毛泽东主席沉吟片刻，说：我看应该把“夷”字改为“彝”字。鼎彝是宫殿里放东西的地方，房子下面有“米”又有“衣”，就是有吃有穿，代表日子富裕。大家一听，很有道理啊！从此“彝族”就被正式定为彝族各支系的统一族称。

　　1956年，大凉山实行民主改革，从奴隶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被史学家称为“一步跨千年”。党和国家一直关心大凉山彝族的发展，几乎每一任党的总书记都到过凉山。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时刻牵挂大凉山的彝族兄弟。2014年9月24日，他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引用了当年红军的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他接着说：“刘伯承同志同彝族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成为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重视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和生动写照。”2017年3月，他在听取四川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说：彝族兄弟对中国革命是有重要贡献的，要继续加强政策支持，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彝区与全国全省同步实现全面小康。2018年2月11日，他来到大凉山，在与彝族贫困户群众交谈时，深情地说：共产党怎么产生的？就是为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生活而产生的，我们一直要做这样的事情。要把这里的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作为我们的目标，进一步加大凉山彝族人民的扶贫力度，扎扎实实推进脱贫工作；中国是搞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人民的美好生活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平和，坚定，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关心下，大凉山成为国家新一轮扶贫攻坚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战场之一。

　　如果那只鹰再次飞临这片山区，它会发现，那些崇拜它的生灵正在成群地迁徙，从土墙房搬进彝家新寨，从苦寒之地迁入人口稠密的城镇，一家家、一户户，一个村、一个寨，就像一条条小溪，汇入安宁河，汇入雅砻江，奔向波涛滚滚的长江……

　　从历史上说，彝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中国彝族的族源来自早期生活在甘青草原一带的古羌人。早期羌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一路南下，为适应西南山地的生活选择了游耕，成为现代彝族的先民。但是，纵观彝族几千年的历史，什么时候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有过这样规模巨大的、涉及35万人的大迁徙？史学家曾经用“一步跨千年”形容大凉山彝区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与之相比，大迁徙则是成千上万的彝族群众从自给自足式的游耕社会直接跨入现代文明社会。其意义更加重大，影响更加深远！

　　大迁徙，以及大迁徙带来的巨大震荡，席卷整个大凉山，正在迅速缩小大凉山与内地其他地区的差距，正在彻底改变大凉山的面貌。

　　火把通明，鼓声震天，大凉山正昂首阔步走向明天！

　　车过泸定

　　2016年2月16日，陈忠义离开康定的时间是早上6点半，天还不亮，街道上行人稀少，只有穿过康定城的折多河涛声拍打河堤，发出哗哗的声响。

　　陈忠义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工作了4年时间，先是担任中共甘孜州委组织部部长，后来担任常务副州长。1000多个日日夜夜，与甘孜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汉藏同志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听说他要离开甘孜到凉山任职，好多人都依依不舍，说好一定要给他送行。陈忠义却不想惊动大家，早早就出发了。

　　越野车在山道上疾驶，很快就到达泸定。他们将从这里驶上雅安至西昌的高速公路，直奔大凉山。

　　公路下方，大渡河波涛不惊，静静流淌，江面上腾起淡淡的雾气。铁索桥横跨江面的18道铁索清晰可见。虽然隔着很远，陈忠义仍然能感觉到铁索冰冷的寒意。“大渡桥横铁索寒”，这句诗写得多么逼真啊。1935年5月，红军长征经过彝区之后，来到大渡河畔。后有刘文辉4个团的追兵如影随形，尾随而来；前有波急浪汹的大渡河，截断去路。安顺桥渡口水急船少，大部队无法渡河，中央军委命令另觅渡口。红一方面军二师四团遂强行军一天一夜，狂奔240里，于5月29日清晨赶至泸定桥。下午4时，红军以迫击炮、重机枪压制守桥敌军，10多个司号员同时吹响冲锋号，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攀着剧烈摆荡的铁索，冲向对岸。其时，对岸敌军放火烧桥，铁索被火焰烧得滚烫……勇士们赴汤蹈火，夺下天堑泸定桥，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跨过大渡河开辟了坦途。

　　大渡河发源于青海省的果洛山，干流起点是四川的大金川河，汇合小金川河后命名为大渡河。大渡河径流量大，年径流量达500亿立方米，和黄河相差无几；上下游落差大，集中落差达到2788米，水量极其丰富；河床突高突低，河道狭窄，河水汹涌而下，冲击峡谷险滩，素有天险之称。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就是在此全军覆没。

　　时隔81年，陈忠义完全能够想象当年红军将士面对大渡河的心境：前有阻截，后有追兵。更有人扬言，要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数万红军没有退路了，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奋勇向前，拼死杀出一条路来。事实上，红军将士正是这样做的。

　　陈忠义面前也没有退路了。此去大凉山，他的职务是中共凉山州委副书记，专职负责大凉山扶贫攻坚工作。

　　陈忠义31岁出任县委副书记，此后，在乐山市中区当区长、书记，到峨眉山市当市委书记，又到甘孜州任职，每一个职务都不轻松，但是，没有一个职务像“中共凉山州委副书记”这样沉重。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布：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向人民做出的承诺，没有后退的余地，也更没有改变的可能。

　　也是在这一年，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了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了军令状。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唯一一项由省市党政一把手向中央立军令状的工作。在陈忠义的记忆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作为副职，陈忠义没有签署责任书，但是，他同样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没有去过大凉山，却去过小凉山，也就是马边县、峨边县。他从四川农学院毕业参加工作，分到原乐山地区农牧局农技站当技术员，领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小凉山彝区推广玉米地膜覆盖技术。他的第一站是峨边县的红花乡，典型的高寒山区。陈忠义也是穷苦人家出身，他的老家在四川仁寿，世代务农，打着赤脚读小学、读初中，上高中了才第一次穿上布鞋。小学五年初中两年，一天只能吃两顿饭，他觉得够苦的了。到了彝族老乡家里他才发现，彝族老乡比他们当年苦多了：住的是泥土夯的墙，屋顶铺的是木片瓦；家徒四壁，只有一个火塘，用以取暖做饭；一天两顿饭，吃的都是土豆、玉米粑粑。

　　这让年轻的陈忠义非常吃惊。他做不了别的，就下了力气和乡村干部一起推广玉米地膜覆盖技术，手把手地教，一垄地一垄地地栽种玉米苗。一季下来，每亩玉米增产二三百斤，这可把彝族老乡们乐坏了。这一年，峨边推广玉米地膜覆盖达到两万多亩，增产玉米达300多万公斤——这是小凉山从来没有过的事。陈忠义被省农牧厅提名参加全国玉米地膜覆盖现场会，算初露锋芒，这也是他第一次和彝族老乡打交道。第二次与彝族老乡不期而遇，是在甘孜工作期间，陈忠义回仁寿老家，他意外地发现，老家很久没有人居住的老房子里，住上了人，居然是几个彝族老乡。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从大凉山上下来的。山上太苦太穷了，日子不好过，看见这个房子没人住，就住下了。陈忠义听得心情很是沉重，他跟几个彝族老乡说：这是我的房子，没人住了，你们放心地住就是了，只是房子老旧了，千万要注意安全。后来，他还让村里干部去看过，那几个彝族老乡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走了。陈忠义没想到，他居然被组织上派到了凉山，而且负责扶贫攻坚工作。

　　越野车离开泸定之后，陈忠义的手机剧烈地振动起来，而后，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进来，直打得他手机发烫。甘孜州委、州政府的领导，各县的同志们，他帮扶的藏族同胞，都带着哈达赶来，准备为他送行，没想到陈忠义却走了。他们纷纷打电话，责怪陈忠义不该不辞而别。陈忠义连忙道歉、致谢。

　　当初，他从峨眉山市委书记的位置上调任甘孜州委组织部部长，第一次到高海拔的民族地区工作，他也曾心怀忐忑。别无他法，他只有像以往一样，尽快深入实际，很快进入角色，很快就打开了局面。2013年、2014年，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共甘孜州委成立专项领导小组，陈忠义担任办公室主任。他总结并推广“以干部认亲结对为重点的群众工作全覆盖活动”，得到省委充分肯定，在全省大力推广，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表扬。

　　从雅安至西昌的高速公路简称雅西高速，被称作“天梯高速”、“云端上的高速公路”。这条路由四川盆地边缘向横断山区高地爬升，每向前延伸1公里，平均海拔就上升7.5米。车窗外的景色也在逐渐变化。等到车子驶入凉山州境内的菩萨岗服务区，海拔已经上升到2400米。一下车，迎面刮过来的高原风又猛又冷，噎得人喘不上气来。近处的山头郁郁葱葱，远处的山头积雪皑皑。

　　陈忠义看着那一片云遮雾绕的绵延群山，陌生而疏远。必须尽快走近它、走进它，像以前走上每一个新的岗位一样。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凡是忧愁、没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毛泽东多次坦言，他成功的一个要诀，就是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大量别人没掌握的情况。

　　红军初创时期，刚上井冈山，毛泽东同志在调查中了解到，从前这里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官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几十年都抓不住他。为什么呢？朱聋子的诀窍是，在井冈山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由此受到很大启发，后来发展成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他说：我们把这位山大王的办法改进一下，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保存自己，又可消灭敌人。调查就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考察农民运动一样，2013年深秋，我们党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同志也来到了湖南。在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他走过崎岖而长满青苔的苗寨山路，走进狭窄拥挤的贫困村民家，从谷仓到灶房，从住房到猪圈，仔细察看，一一问询。就是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

　　第一次听到“精准扶贫”这4个字，陈忠义有一种眼前一亮、豁然开朗的感觉。过去，他也接触并且参与过扶贫工作，党和国家对扶贫工作不可谓不重视，年年一号文件都是讲农村、农业工作，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也非常大，效果也很明显。现在，进入攻坚阶段之后，怎样打赢这场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攻坚战？“精准”两个字说到了要害上。而要想实现“精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深入实际。虽然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了解掌握信息的手段、渠道五花八门，但是，陈忠义觉得，嚼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甚至可能变了味道，还是要自己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脑子里才有数，心里才踏实，才能为党委决策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

　　2月18日上午，中共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召开常委会，宣读省委关于陈忠义的任命，同时把陈忠义介绍给常委们。

　　与人们想象的不同，中共凉山州委常委会议室设在一个大型会议室里，开大会的时候，是主席台；开常委会的时候，这个主席台就成了常委会议室。此刻，空旷的大会议室里，长条桌、靠背椅摆得满满当当，虽然空无一人，却也有一种肃穆的气氛。屋外灿烂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映得主席台背后墙壁上“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熠熠生辉。

　　林书成是从绵阳市市长的位置上调到凉山担任州委书记的，那是2015年3月，比陈忠义早来了11个月。虽然来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作为一把手，林书成已经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众所周知，凉山州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是此轮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人们不知道的是，凉山贫困的首要原因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凉山州是中国最后消除奴隶制的地区。20世纪50年代，凉山州还处于奴隶制、农奴制和封建制并存的阶段，并相当完整地保持着这个阶段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样式和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1956年，凉山州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这成为凉山历史上划时代的社会变革。制度的变迁使凉山彝族人人平等，但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能像政治变革那样在一夜之间可以完成。凉山州境内6万余平方公里几乎都是山地，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在坡度地图上，只有一线绿色，那就是安宁河流域，其余地区全部是代表坡地的黄色；交通闭塞，生态环境恶劣，州辖17个县市中有11个为国家级贫困县。在大多数彝族聚居的山区，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薄弱，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凉山彝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以广种薄收、粗放经营的方式进行的。以旱地耕作为主，山地垦殖采取休耕轮歇的方式，实耕地一般一年只种一季，土地轮歇时间长、利用率低。农业生产工具也很简陋，普遍使用木质农具。耕作方式通常是浅耕浅耙，碎土不细，施肥甚少。劳动形式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畜牧业生产管理也极为粗放，靠天养畜，牲畜数量始终是有限的，基本维持在一种低水平的自然平衡状态。彝族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低，受教育时间短，文盲、半文盲人数相当多，反贫困的智力支撑力弱。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劳动技能简单，只掌握着最简单、原始的农业技能，劳动力的继续教育和技术教育匮乏，想靠提升劳动技能致富难度很大。四川历来是劳务输出大省，凉山彝族地区劳务输出所占比例却很小。究其原因，劳动力知识水平低、劳动技能单一，语言交往能力差，以及民族风俗习惯中的陈规陋俗都极大地影响了他们融入打工地的努力。彝族群众的住房建造普遍十分简陋、矮小，室内黑暗、阴湿，过去很长时间里，牛羊和人混处一室，饮食起居都以“三锅庄”为中心，日为炊饮之所，夜为卧歇之地，室内除设粮囤外，别无他物。大多数住房不配院坝、厕所和畜圈，门前就满满地堆积着一年来的生产用肥，任凭日晒雨淋，卫生条件极差，要进室内必须从粪堆上踏过。国家民委一位领导沉重地说：“凉山的贫困是原始的贫困！”由此可见，要打赢凉山脱贫攻坚这场关键之战，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在这个时候，省委给凉山派来一位专职负责扶贫攻坚的副书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助力。而且，他对陈忠义也做过一番了解，这是一个从基层摔打出来的、经验丰富又脚踏实地、敢于担当的同志。

　　今天的常委会实际上就是一个见面会，介绍大家认识，因此开得十分简短。

　　散会的时候，林书成说了这样一句话：“忠义同志，到凉山来，就要准备吃苦了！”

　　陈忠义的回答也很简短：“是的，我做好准备了。”

　　事实上，陈忠义昨天到凉山后，就在遛弯的时候找了一家仿制军用品的小店，买了一打解放鞋，矮帮的，带草绿色迷彩的，这是人民解放军官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标准装备，他要穿着它，开始他的大凉山之行。

　　天堑

　　雷波县莫红乡千拖村。

　　越野车驶过没有硬化的乡村道路，带起阵阵烟尘。吉克史俊跟着州委副书记陈忠义来到千拖村。千拖村是莫红乡唯一一个非贫困村，却也有9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让这批贫困户住上安全的房子，千拖村实施了“彝家新寨”建设。

　　照理说，作为雷波县委统战部部长，吉克史俊是不用在这个场合出现的。但是，常委分工他负责莫红片区的脱贫攻坚，他需要把这项工作向陈忠义汇报。

　　吉克史俊是2015年初到雷波任职的。终于有机会改变这里的贫穷，他很是激动。他很快跑遍了莫红片区所有乡村：莫红片区有坪头、克觉和莫红3个乡，地处雷波西南，与美姑县、昭觉县接壤，是整个雷波县最贫困的片区之一。雷波县有3个州级极度贫困村，其中有2个就在莫红乡，马处哈村和九口村；1个县级极度贫困村，达觉村。3个村子有438户2029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达到345户1564人。这3个村子都在金沙江边一座大山上。马处哈村和九口村在海拔1800米的半山腰，达觉村在山顶，海拔2500米。这座山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阿妞哄”。

　　对这座山，吉克史俊并不陌生。他是在山对面的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也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悬崖村出生、长大的。小时候不知道，等他走出悬崖村、到乡里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才发现，悬崖村真是一个苦地方。在那之后，他对回悬崖村有一种抗拒的心理。可是，他的阿妈一直住在悬崖村，他们家还有几亩地。他不能不回去。每年放寒假的时候，他要回去放羊，顺带着还得捡一捆柴背回家，羊子跑得快，他背着柴火去撵，经常累得喘不上气来。暑假就要到苞谷地里锄草，烈日炎炎，汗水横流，每片苞谷叶子都像一把带着细小锯齿的刀片，割得他浑身都是细细的血道道。除此之外，他还要负责收洋芋也就是土豆，他用竹筐背着上百斤重的洋芋，三四公里的山路，要走一天才能到家。那时候，城镇里的同学盼放假，希望假期越长越好。吉克史俊却截然相反，就盼着假期早点结束——开学了，他就能离开悬崖村回教室上课，再也不用下地受罪了。

　　等到他参加工作，尤其是到州政府办公室、对口服务农业农村工作之后，他才发现，在大凉山，悬崖村的日子还算是比较好过的了。真正苦的，是那些居住在高寒山区的乡亲们。食不饱腹，衣不裹体，要爬的山比悬崖村高得多、陡得多。从那时起，他暗暗下了决心，要尽自己的所有力量，帮助乡亲们摆脱贫穷。正因为此，组织上让他到贫困县雷波任职的时候，他二话没说，立即报到。他的弟弟吉克史毅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研究生，怀着与他同样的理想，毕业之后也回到了雷波，到一个镇上任职。这是后话了。

　　吉克史俊接手莫红片区之后，选择的第一站，就是与悬崖村遥遥相对的那座叫阿妞哄的大山，它山顶的海拔高度要比悬崖村高出去1000多米。站在悬崖村，要使劲仰头，才能看到阿妞哄山顶的那棵树，那便是阿妞哄海拔最高的达觉村。

　　九口村名气很大。1957年，在凉山彝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关键时刻，雷波、美姑两地的吴奇、沙马、吉觉几个家支为对抗民主改革，勾结叛匪，胁迫群众，进行武装叛乱，构筑永久工事，设置滚木礌石，企图据险阻止解放军和民主工作队进入。阿妞哄上的九口就是易守难攻的制高点之一。叛匪在此修建了碉堡，叛匪头目扬言：“解放军若能攻下九口、石碉堡，我们就投降。”

　　这年4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被誉为我军战神的粟裕大将亲自来到凉山。当时，凉山军分区前指设在雷波谷堆乡。谷堆乡的乡亲至今还记得，粟裕大将赶到谷堆的时候，没有吃饭，前指给他煮了几个鸡蛋，他一边剥鸡蛋，一边听汇报，一边做指示，一口气吃了4个鸡蛋。不久，解放军以7个连的兵力，发起强攻，迅速拿下九口、石碉堡等险要，毙敌231人，俘获247人，歼灭叛乱武装3000多人，其中2500人投诚，缴获各种枪支1200多支，确保了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

　　上山的路，是一条挂在悬崖陡壁上的羊肠小道，只容一人通行。往上看，是笔陡的山壁；往下看，金沙江近在咫尺。即便是吉克史俊走过不少山路，还是忍不住心惊胆战。当年，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官兵是怎样从这样险峻的小路上冲上九口村的呀？面对着滚木礌石，面对着枪林弹雨……住在山上的老乡，又是怎样沿着这条路把生活必需品背上山的呢？

　　吉克史俊早上7点出发，用了整整7个小时，才爬到位于山顶的达觉村。山顶寒风凛冽，他又饥又渴又累，双腿发软，直喘粗气。这里的海拔已经接近3000米。他到了距离雷波县城最远的达觉村，这个村子有88户400余人，除去3个村干部家，全部是贫困户。住房呢，不用细看，全部是D级。D级住房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下发的文件界定：地基失稳，基础局部或整体塌陷；墙体严重开裂、歪斜，局部倒塌或有倒塌危险；屋面塌陷，渗雨漏雨，椽瓦损坏严重。此外，用电难，饮水难，就医难，上学更难。吉克史俊到村子里的时候，88户人家只剩下13户，75户都自己搬到山下去了。乡里不得不把剩下的13户并入九口村。而九口村则是凉山州州级极度贫困村。吉克史俊的心情异常沉重。如果当年在这里打过仗的解放军问起来：当初我们打过仗、流过血的地方，彝族群众生活得怎么样啊？他该怎样回答呢?

　　州委副书记陈忠义听着吉克史俊的介绍，面色严峻，他久久凝视着阿妞哄。依稀能看见几簇房屋，小得像儿童玩具，衬得那一座横亘在天地间的大山越发高大，越发威严。

　　陈忠义说：“我这次是跑面，把全州县市都走一遍。下次再来，我要上去看看。”

　　吉克史俊第一次见到这位新来的州委副书记，对他还很不了解，自然不知道这个“下次”是什么时候。不过，他知道，别说州里了，就是县里也有不少领导没有上过这座山。

　　陈忠义履行诺言，第二次来到莫红片区，是这年的10月。吉克史俊看到，这位州委副书记穿着一双解放鞋，戴着一顶草帽，明显是有备而来。

　　半年多的时间里，吉克史俊听到不少关于“胶鞋书记”陈忠义的传说：陈忠义去了很多很多不通公路、越野车开不上去的贫困村。为此，陈忠义骑过马，坐过船，更多的时候是用双脚走。走得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受不了，不得不轮换着跟陈忠义上山下乡。

　　这次，由雷波县委副书记徐阳和吉克史俊陪同陈忠义上山。徐阳刚从西昌市调来，任职时间还不足一个星期，情况不太熟。吉克史俊说：“忠义书记，我对这几个村子很熟，上去过五六次，我把村子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您汇报一下，您就别上了，山太陡，路太险了。”

　　他请书记看了自己手机上一个视频，拍摄者是太平洋保险公司派到雷波挂职的副县长李强。吉克史俊和李强一起上过好几次山。第一次，爬了一半，李强吓得腿发抖，控制不住，不得已退了回去；李强不甘心，做了一番准备，第二次又上，爬到一大半了，实在坚持不住，又退了回去。要说李强还真是一条汉子，有勇气也有毅力，第三次再上，终于成功登顶。

　　可能正是因为有了切身感受吧，这个短短的视频，拍得非常真实，流传很广，看得人惊心动魄。我们不止一次看过这个视频。镜头跟着一个妇女的双脚在羊肠小道上移动着，突然，脚下没有路了，原来这是一条断头路。镜头里，这个妇女一跳，双脚离地，落在了上方的小路上。她跳起的那一刻，我们的心立刻悬了起来……

　　陈忠义很仔细地看完了视频，说：“你能上，我也能上。我走路爬山还行。我们慢慢往上爬吧！没有点刻骨铭心的经历，怎么好下决心呢？”

　　吉克史俊没办法，他给书记找了一截树枝当拐棍，在前面带路，一起往山上爬。

　　要论走路，陈忠义不仅仅是“还行”了，读高中的时候，家离学校有40里路，一走就是一天，走过不知道多少遍。只是，许多人不知道，陈忠义在甘孜这几年把身体的老本吃完了，患上了典型的高原病，心脏肥大，血压飙升，不得不吃药控制。

　　应该说，陈忠义来得正是时候。关于这几个村子的未来，雷波县委、县政府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按照原先确定的方案，是要为这座山的几个村子修一条路，以彻底解决群众出行难的问题。为此，县里筹集了3000万元专项资金，已经到位，就等开工一声令下。吉克史俊却犹豫了。他前前后后上了七八次山。他觉得，修路未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首先，3000万元听起来不少，但是，要用这笔钱修一条上阿妞哄的路，那是远远不够的，除非在3000万后面再加一个0！这是他请公路设计部门的同志测算过的。其次，阿妞哄山下的307国道，是连接西昌与雷波的唯一通道，修路势必破坏山体地质结构和地质稳定，一旦出现坍塌，轻则阻断307国道，重则倾入金沙江，万一造成堰塞，那后果真的就不堪设想。还有一点，山上群众的住房都是D级住房，也就是必须改造重建的，所有建材都要从山下往上运，豆腐都要盘成肉价钱。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山上的群众都不想再待下去了，土地贫瘠，饮水困难，进出不便，孩子上学路途遥远且十分危险，几乎每年都有人不小心跌下山崖。九口村二组一个17岁的小伙子叫吉坡布，一早出去放羊，天黑了没回来，整个村子的人都出动寻找，找到凌晨3点，在一个山坳里找到了他，他的身体都被摔碎了，乡亲们不得不用火钳子去捡。越来越多的人丢下老房子，丢下土地，携妻带子，去了别处。

　　吉克史俊和“五个一”工作队的同志曾经一户一户地征求意见：是想留在山上还是搬下山去？乡亲们的回答异口同声：“我们想搬！”

　　陈忠义早上9点从莫红村出发，爬了3个小时山路，于中午12点半到达马处哈村一组，挨家挨户调研；然后赶往马处哈村五组，吃午饭；又用一个半小时爬上了最高点九口村一组，入户调研。晚上6点半才回到G353公路，也就是原来的307国道上。

　　陈忠义又一次亲眼见识了极度贫困村的贫困程度。

　　刚到凉山来的时候，第一次听到极度贫困村这个说法，陈忠义十分不解，在他的记忆里，有国家级贫困县和贫困村的概念，这种极度贫困村的概念从何而来？又是一个什么含义和定义？凉山的同志是这样解释的：处在自然环境恶劣、生存资源匮乏的边远深谷地区、高二半山区和高寒山区，耕地资源匮乏、发展潜力受限的干热河谷缺水地区。极度贫困村是贫困村中的贫困村，生存条件极差，土地贫瘠、产业单一，增收难、发展难，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贫困发生率在28%以上，高于其他一般贫困村。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的60%。住房安全问题突出，D级危房85%以上。路、水、电等基础设施落后，不通公路或通行能力差，雨季、冬季无法通行；人畜饮水困难；生产生活用电缺乏。半年多来，他实地考察了20多个州级极度贫困村和县级极度贫困村，除了震惊还是震惊，极度震惊。用一句老家的话来说，牙巴都咬紧了。陈忠义终于懂得了极度贫困村的含义，只感到肩上的担子又重了千斤。

　　当晚，陈忠义不顾疲劳，和雷波县委一班人交换意见。他说：“这几个村子自然条件恶劣，是非常典型的‘一方水土养不活、养不好一方人’，修通村路成本高，建房施工难度大，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启动易地搬迁！”

　　2017年3月，位于雷波县汶水镇的马处哈三峡新村开始动工，这里海拔1500米，距离雷波县城15公里，主要安置莫红中心乡下辖的马处哈村、九口村、达觉村三个极度贫困村群众138户656人，其中贫困户109户520人，当年12月竣工，2018年2月全部搬迁入住。

　　远远看去，新村依山就势，错落有致，一户一院，前庭后院带菜园，硬化路面通达每家每户。我们随机走进一家，一个瘦瘦的小伙子迎上来，他一只手抱着一个婴儿，另一只手捏着一本语文教材。他叫起吉拉布，2018年1月14日搬进新村，2018年2月结婚，令人们大吃一惊的是，他娶的媳妇竟然是汶水镇街上的一位汉族姑娘。2018年底，小两口得了一个大胖小子。

　　我们好奇地问他：“你们怎么认识的？”

　　“同学，初中同学。”

　　“早就开始谈恋爱了吗？”

　　起吉拉布羞涩地说：“没有，不敢的嘛！”

　　“为什么不敢啊？”

　　“原先家在那么高的大山上，哪个会嫁上去嘛！有了这个新房子才敢表白的嘛！”

　　听他这么一说，大家伙都笑起来，这是老实话。

　　新村幼儿园是我们见过的规模最大、入园人数最多的一所，设有大、中、小三个班，远远就可以听见孩子们稚嫩的欢笑声。他们的面前，将是与祖辈、父辈完全不同的人生。新村，将会给他们带来新的生活。

　　从2015年至今，吉克史俊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完成了7个村子的整体搬迁，同时完成了3个村子的彝家新寨建设，其中，两个是州级贫困村，6个是县级极度贫困村。

　　悬崖村的选择

　　2016年5月25日，陈忠义一行抵达悬崖村脚下时天色已晚，不能上山。他们住进山下一个简陋的招待所。陈忠义召集同行的同志开了个会，话说得直截了当：“明天要爬悬崖村，路不好走，大家要量力而行。觉得能爬的同志，跟我走，血压高、心脏不好、有恐高症的同志不要勉强，可以走说注村那边绕上去。”

　　于是，第二天，一行人随即兵分两路，登上悬崖村。

　　陈忠义是抓着藤梯，手脚并用，一步一步爬上悬崖村的。因为头天晚上下了小雨，藤梯上的扶手又湿又滑；有几处，藤梯没有固定，飘荡在笔陡的崖面上，着实令人心惊胆战。陈忠义也没有往下看，只是稳稳地抓住扶手，脚踩实了，再往上爬。这一爬，足足爬了两个多小时，上了山才发觉，尽管山风阵阵，他的衬衣还是被汗水湿透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陈忠义是第一个爬上悬崖村的州委领导。

　　2016年6月30日，昭觉县委召开大会，宣布47个乡镇党委班子换届后的新名单。拉一木乡党委副书记阿吾木牛十分意外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被提拔任命为支尔莫乡党委书记。“嗡”的一声，阿吾木牛当即发觉，无数道目光盯住了他，扎得他浑身如针刺，又痒又痛。

　　阿吾木牛知道，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悬崖村近日来风头无两，而大名鼎鼎的悬崖村就在支尔莫乡管辖的范围内。

　　悬崖村——不用多说，典型的“网红”，上网随便搜一下，能蹦出无数条相关的网页来。

　　28岁的阿吾木牛顿时感到压力山大。

　　接到任命的第二天，阿吾木牛和新任乡长、新任党委副书记以及阿土列尔村也就是悬崖村的支部书记、驻村第一书记一行五人，从昭觉县城出发，直奔悬崖村。其实，支尔莫乡有5个村子，海拔从500米到3900米，是全县最边远、最贫困也是海拔最高的乡，除了悬崖村，其余4个村子都是贫困村。但是，由于悬崖村现在的“网红”地位，他决定，还是先到悬崖村。

　　从县城到悬崖村的路走起来非常麻烦。因为悬崖村在昭觉县的东边，直线距离倒是不远，130公里，可是，因为没有直达的公路，必须先沿国道348线北上到美姑，然后再往东走省道467线到雷波，再折向西南方向到悬崖村。由于前天晚上的一场特大暴雨，造成多处塌方，他们走出40公里就无路可走了。一座山整个垮下来，冲到了美姑河里，路也不见踪影。他们下了车，心惊胆战地爬过垮塌的泥巴石块，搭上村民的微型面包车，继续赶路，没多远，又碰上了塌方，又得步行，换车……这天，他们前后换了4个微型面包车，坐了3次摩托车，晚上6点才赶到悬崖村脚下。

　　阿吾木牛第一个抓住藤梯往上爬。他是第一次到悬崖村，也是第一次爬藤梯。藤梯挺结实，他年轻力壮，爬起来倒也不觉得很吃力。爬了一大半的时候，他突然伸手，让大家停下。在离尽头还有150米左右的地方，一个穿着一身黑蓝色衣服的老大妈，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口袋，有二三十斤重，正在往上爬，爬得很慢，明显很吃力。阿吾木牛让大伙别讲话，不要惊到了老人家。他们一行人抓着藤梯上的横杠，默默地看着老人往上爬，藤梯随着老人的动作晃动，看得人心惊胆战。10多分钟之后，老人的身影消失在山顶了，他们一行人才继续往上爬。老人在藤梯上晃动的背影，在阿吾木牛的心里打下了无法忘却的烙印。

　　头一回在山坡上俯瞰悬崖村，阿吾木牛感觉很意外，小青瓦房顶的房屋分布在一个天然形成的凹地上，青烟袅袅，鸡犬相闻，恍惚是一个世外桃源。悬崖村的同志介绍说，悬崖村建成有200多年了。以前兵荒马乱、打冤家的时候，这里可是一个好地方，海拔不高，易守难攻。而且，靠山可以放牛放羊，靠水可以种洋芋、苞谷。事实上，这里一直以种植洋芋、玉米、荞麦为主，经济作物有花椒、核桃。群众生活说不上富裕，但是，还是能够自给自足。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要想出去，比较便捷的就是走藤梯，还有一条山路，坡比较缓，但是绕得很远，要多费好几个小时。悬崖村的海拔不到1500米，从这里到乡上得爬两个多小时的山，支尔莫乡的海拔比这里要高出将近1000米。

　　阿吾木牛问：“老乡们的意见呢？是搬迁还是固守呢？”

　　村上的同志回答：“大家都不想搬呢！住习惯了。习近平总书记过问了，村子火了，说不定能把旅游业发展起来呢！”

　　阿吾木牛召开坝坝会，把老乡们请来，请大家畅所欲言。结果，老乡们的意见真的和村干部说的一样。阿吾木牛想，我们还是要尊重群众的意愿！自己得把群众的真实意愿反映上去！

　　其实，不用阿吾木牛去反映，领导们亲自来了。

　　中共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来了，他是攀着藤梯爬上来的，他走进悬崖村，挨家挨户听取群众意见；

　　州长苏嘎尔布来了，同样也是沿着藤梯爬上来的，他是彝族出身，跟彝族乡亲们拉家常，没有一点儿距离；

　　州委副书记陈忠义又来了，他轻车熟路，在村子里走了个遍……

　　州里领导来，县里领导自然要陪同，一并听取群众意见，很快形成了决议：尊重群众意见，首先解决悬崖村群众进出难的问题。同时，修建一条货运缆车道，解决物资进出问题。缆车道有专业公司设计施工，比较好解决。人进出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像众多网友质疑的那样，为什么不修一条上山的路呢？其实，阿吾木牛和州上、县上同志不止一次请教过公路设计和施工部门，设计部门的专家也不止一次到现场进行过勘探测试和计算，他们的结论是，如果修一条上山的道路，且不说数以千万元计的成本，更主要的是将对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不可逆转的破坏。

　　这条路走不通，只能另辟路径，阿吾木牛到处请教、咨询，最终拿出了一个《悬崖村藤梯加固改造方案》，就是用钢梯替代藤梯，确保人员进出安全，州县下拨100万元专款。新的问题又来了，找不到承建商。几个建筑公司的人来此一看，摇摇头，走了。太危险，施工难度太大了。“没有张屠夫，难道就要吃混毛猪吗？自己的家园自己建！”悬崖村召开村民大会，投票表决，形成决议：自己动手建钢梯！并且趁热打铁，成立业主委员会，对整个施工过程进行监督。

　　但是，搭钢架是个技术活儿，光有热情、光有拼劲不行。阿吾木牛又托人找关系，聘请了两位技术熟练的云南师傅。然后，全村总动员，打响攻坚战。开工是8月份，太阳最辣、气温最高的时候，首先得把钢管和扣件运上来。钢管分6米、3米和1.5米长，3米和1.5米的相对好办，打捆竖起来，背在背上，往上爬吧，一直背到工作面上。最棒的劳力，一天也只能背一趟。6米长的钢管就难办了，必须得两个人配合，往上抬。一根钢管死沉死沉的，足有40斤重，很容易打滑，碰到拐弯的时候最危险，必须摆好阵势，后面的人，把钢管一点一点地往前送，前面的人接稳了，再往前送……老支书某色吉日现在老了，当年可是全村身体最棒的汉子。彝族有个风俗，新媳妇到家之前，脚是不能沾地的，必须得骑马。可是，悬崖村那么陡，马也不敢走啊，新媳妇就得有人背。某色吉日背的媳妇最多，全村的人都信得过他。这次背钢管，他又站到了最危险的地段。他往那儿一站，不说话，大伙心里就特别踏实。除掉运钢管，还有一坨大家伙，170多斤的发电机。拼接、安装、固定钢梯，没有电不行。某色吉日说：“我先背一截！”他把发电机捆在背上，沉默地往上爬。上面的村民在发电机上捆上绳子，往上拉。攀上一截，他脸挣得通红，双腿颤抖。村民俄吉日从他背上卸下发电机，捆在自己的背上，继续上。工地上，所有人脸庞、脖子、手臂都晒得通红，手一抹，搓下一层皮。

　　每天早上7点，准时开工。渴了，村里人把矿泉水送到嘴边上；饿了，村里人送来大米饭和香喷喷的回锅肉。晚上，都累得不能动了，老支书某色吉日拎着白酒来了，每个人喝上二两，倒头就睡，呼噜扯得像山口的风那么响。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总共6000根、重120吨的钢管和配件，变成了一架钢梯，对老藤梯进行了全覆盖改造。2016年的彝族新年前夕，钢梯落成。为了实现向往的美好生活，悬崖村村民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勇气、力量与智慧。

　　前来对钢梯进行验收的队伍阵容空前强大：州委书记林书成，州长苏嘎尔布……还有省里和中央机关的领导。曾几何时，村民们第一次见到陈忠义这么大的领导爬上悬崖村，还激动得不得了，鼓掌把手掌心都拍红了，现在，领导来得多，见得多了，领导们来就来吧，自个儿该干啥就继续干啥。

　　2017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时说，曾在电视上看到有关凉山州“悬崖村”的报道，特别是看着村民们的出行状态，感到很揪心。了解到当地建了新的铁梯，心里稍稍松了一些。

　　从报纸上看到这则报道，阿吾木牛感到，浑身的热血都冲到了脑子里。一个小小的悬崖村，居然在习近平总书记那儿挂上了号！这对悬崖村来说，是一个何等巨大的鼓舞啊！只是——下次，习近平总书记再问起悬崖村，悬崖村该怎样回答？

　　阿吾木牛知道，悬崖村的村民对今后发展旅游产业充满渴望。事实上，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2018年农历新年期间，每天都有两三千人来到悬崖村脚下。但是，阿吾木牛很清醒，要做成、做活、做好一个旅游项目，不是那么简单的，不仅需要海量的投资，而且，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心打造，这不是悬崖村，也不是支尔莫乡能够做起来的。他能做的，就是帮助群众改变观念，脚踏实地发展产业，让悬崖村村民的荷包鼓起来。他看中了一个新兴的产业——油橄榄。这玩意儿浑身是宝，橄榄果能榨油就不用说了，橄榄油被认为是迄今所发现的油脂中最适合人体营养的油脂，具有活血化瘀、降压降脂、美容养颜、健脑益智、通便排毒功效，还有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抗肿瘤的功能，是名副其实的“植物油皇后”，可以广泛用于医药、日用、化学、电子、食品和纺织行业。而最关键的是悬崖村的环境，特别适宜油橄榄的生长。大凉山就有一家专门种植油橄榄的企业，驻在西昌市。

　　2016年底，阿吾木牛和乡长一起找上门去，想见这家企业的董事长，不料，吃了闭门羹。过了元旦，他们又去，又被挡了回来，“董事长开会，没时间见你们。”2017年3月的一天，阿吾木牛第三次找上门去。不料，碰上一场大雨，浑身都淋湿了。董事长还是不在公司，陪客人去逛南红玛瑙一条街了。他和乡长不死心，赶到了邛海边上的南红一条街。他一眼就看见了在照片上见过的董事长。他赶上去，开门见山地说：“董事长，我们是昭觉支尔莫乡的，我们想种油橄榄。”

　　杨泽身董事长一听，眼睛一亮：“哦，你们就是那个悬崖村的？”

　　阿吾木牛一看有门，连连点头：“我们的悬崖村，海拔1400米，阳光充足，最适合种油橄榄了……”

　　杨泽身董事长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州委陈忠义副书记跟我讲过的。他第一次上了悬崖村下来，就找过我，希望我们支持悬崖村种油橄榄。你还不知道吧，忠义副书记和我是川农大的校友呢！这样吧，你留个电话，我马上组织人去实地看看。”

　　一个星期后，杨泽身董事长亲自带着人来到悬崖村，转了一圈，很是满意。他建议：“你们可以小规模地种一批，先取得经验，再大规模推广。”

　　阿吾木牛说：“我们想把乡、村、组的干部带到公司的基地去看一下，行不行？”

　　杨泽身董事长说：“好啊，非常欢迎！”

　　最后，两家初步达成协议，成立昭觉支尔莫油橄榄公司，注册资金300万元，这家公司占51%，支尔莫乡以土地入股，占49%。2017年，悬崖村、说注村试种6亩，种苗由公司无偿提供，同时提供技术支持。

　　种苗很快运到了山下。这时，缆车就发挥作用了。一趟一趟，很快把种苗运上了山，一个村子120株。两个村子再分别组织村民往地里背。种苗并不大，细细小小的一棵，但是，种苗的根部连着一大坨营养土，足有20多斤重。一个成年人，一次也只能背两株，阿吾木牛在悬崖村坐镇，悬崖村出动了30个村民，背到天黑，120株种苗都没背完，第二天接着又背，整整背了两天，才算全部背完，并且栽了下去。他问说注村，说注村倒是背得很快，人背马驮，当天就背完了。

　　过了一些日子，阿吾木牛发现了一个问题，悬崖村的3亩油橄榄长势非常好，枝条挺直，叶片锃亮，似乎要渗出油来。可是，说注村的却长得非常不好，枝条耷拉着，叶子蔫巴巴的，没一点儿精神头。他就觉得奇怪，同样的种苗，同样的土壤，同样的气候，而且同时栽下去的，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呢？他找到说注村的书记和村主任，他们也说不清楚。他索性下地拔出一棵树苗，手上一使劲，他就觉得不对，树苗轻轻松松就拔出来了，再一看根部，他顿时大怒：“树苗根上的营养土呢？到哪儿去了？”

　　书记和村主任也不知道，一问才晓得，背树苗的村民嫌重，背的时候先把营养土都敲掉了。阿吾木牛气得发抖，把书记和村主任痛骂了一顿：“你看看人家悬崖村，看看！看看！”

　　悬崖村的油橄榄挂果了，村委会一下子把油橄榄的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00亩。

　　2018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四川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说：从2月10日《凉山日报》报道中得知，被称为“悬崖村”的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不仅有了新的钢梯，而且村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村民用电困难已成为历史，互联网已经接入，让人不再揪心了。我看了感到很高兴。

　　阿吾木牛知道，悬崖村脱贫并不困难，但是，要真正实现小康，还是任重道远。

　　信得过

　　乍一听，杜光鹃这个名字，应该属于一个女孩儿，可实际上，杜光鹃却是一个熊腰虎背的男子汉。

　　虽然熊腰虎背，可是，对着面前的困局他是一筹莫展。

　　他是喜德乐武乡里柯惹村第一任第一书记。这个村是州级极度贫困村，201户人家，贫困户就有117户，住房破旧，不通公路，生产生活条件极差，因此被县里列入彝家新寨建设规划，并争取在2016年底脱贫。

　　彝家新寨，是四川省专门针对大小凉山贫困群众推出的一项力度很大的扶贫措施，包括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建设、环境建设四大类，具体到每个贫困户，要给予住房并配备一个生化炉、一套农村用餐桌椅、一个碗柜、一个储物柜，一台电视机或者一个太阳能热水器，还有公共服务设施和村内道路、入户用电、农村沼气、垃圾处理池、公共排污设施、农户环境绿化、公益商贸场所、村卫生室和农家书屋等。每个贫困户都可以得到4万元建房资金。

　　刚开始的时候，杜光鹃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这个政策好啊，为贫困户想得不可谓不细致、不可谓不周到。他打听过，像在里柯惹村，盖一栋房子也就五六万元，一个贫困户只要出上一两万元，就可以住进新房子了。

　　可是，他没想到，就是这一两万元，真真把实施彝家新寨的计划拦住了。老百姓掏不出这个钱来，别说一两万元，一两千元都拿不出来，口袋翻遍了，能翻出一两张百元大钞的都算得上是“富翁”啦。杜光鹃走遍了全村的每一户人家，说得口干舌燥，老乡就撂下一句话：“我莫得钱嘛！咋个建嘛！”

　　杜光鹃哑口无言。眼看着这件为老百姓送福利的好事就这么被耽搁下来。杜光鹃心急如焚，里柯惹村可是被县里列入2016年脱贫计划的。脱贫的基本标准，就是“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

　　6月18日一早，他接到通知，州里领导要到村子里来，他连忙和村主任一起下山去接。从村子到乡里，不通公路，只有一条两三米宽的毛路，那是乡亲们进进出出的唯一通道，平时很少有外人来。

　　因为赶得急，走到乡公路边上，杜光鹃和村长已经是满头大汗。这时，陈忠义一行人也到了。杜光鹃迄今还记得陈忠义当时的样子：个头不高，脸庞黝黑，戴着顶草帽，身着短袖衬衣，裤腿高高挽起，右手拄着一根木棍，脚上穿着一双城里很少见、村子里老乡才会穿的解放鞋。

　　陈忠义跟他、跟村长握手，说：“看你们满身的汗，辛苦啦！我们边走边说，说说村子的情况。”

　　杜光鹃就把村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

　　其间，有三条小河，因为是夏季汛期，水有点深，也有点急。杜光鹃准备背陈忠义过河。陈忠义摇摇头，脱下解放鞋，拎着，光脚踩进了河水里。

　　他问：“娃娃到乡里上学，也走这条路吧？”

　　“是的。”

　　“这多危险啊，没有桥不行！”

　　“进村的路是规划了修桥的。”

　　10多公里的山路，他们走了两个多小时。烈日下，衣服很快被汗水浸湿，然后又被阳光晒干，留下一道道汗渍。他们先到的是里柯惹村苏久组，也就是一组。

　　陈忠义说：“这样吧，你们把老乡们请来，我们开个坝坝会。”

　　过了好一会儿，老乡们三三两两地、慢吞吞地聚拢来。除了几个村干部，大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

　　乐武乡的书记介绍：“这是我们凉山州委的领导，陈忠义副书记，来看望大家。”

　　坝子里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

　　陈忠义从乡亲们的眼睛里看到的是事不关己的冷漠，还有不信任。倒是一位60多岁的阿妈阿西阿拉莫说了一句话，改善了现场的气氛：“我在电视上看见过你！大官！到我们这里最大的官！”

　　大伙儿笑了，陈忠义也笑了。

　　陈忠义说：“大官小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听说大家有很多意见、很多想法，今天和县里的同志一起上来就是想听大家摆谈摆谈。以后想怎么办啊？想种什么、养什么啊？修房子好不好啊？能解决的，我们一定解决！今天解决不了的，明天解决！明天还解决不了，你们可以找我！”

　　“我说嘛，我是不想走，山上草地那么多，养羊子多好的，就是没有路，太不方便了。要是修了路就好了。”

　　“我说，彝家新寨，党的政策‘卡卡沙’（好），可是，我们穷，拿不出钱来，怎么修呢？”

　　“是嘛，路也不通，要盖房子，材料好贵的嘛！”

　　气氛渐渐热烈起来。

　　开完了坝坝会，陈忠义一行又走到3公里外的里柯惹组，也就是三组，这里海拔有3200米，人明显感到缺氧。陈忠义没停步，走进一户户老乡家。无一例外，家家都是土墙，已经颓败不堪；屋顶盖的不是瓦片，而是杉木片。

　　走了一圈下来，陈忠义现场召集县乡村领导开会，说：“我们要尊重群众意愿。群众想在这里住下去，有困难，我们要一个一个地解决。通过彝家新寨就地建房，要群众自筹资金，不现实，都是贫困户，怎么拿得出来？可以换成易地搬迁、集中安置，这样补助的资金就可以多一些，老百姓的负担就可以大大减少。要尽快选址，选好安置点，要做好规划，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安置点要避开可能塌方的地质灾害区，避开洪水过道。村里干部要负起责任来，州里、县里机关要好好配合……我会跟踪的。脱贫要真脱贫，不要赶时间。大家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陈忠义一行是傍晚6点钟下山的。

　　杜光鹃很兴奋，也有点儿担心。陈忠义的话说是说到了要害上，但是，作为全州分管脱贫攻坚的副书记，要管的事情那么多，真的能把里柯惹村的事情放在心上吗？村里的这些难题，真的能顺利解决吗？

　　杜光鹃没有想到，里柯惹村的难题迎刃而解：彝家新寨、原地重建改为易地搬迁、集中安置，贫困户几乎不用出什么钱，就可以住进新房。而且，集中在3个安置点，原先零散居住在高寒山区的群众都可以搬下来了。到11月，10多公里长的通村道路扩建硬化方案迅速敲定，与52户新房同时开工。工作千头万绪，他和村干部们分兵把口，整天忙得连轴转，村子里年轻力壮的都在外打工，剩下的就是妇女、老人和孩子了，俗称的“386199”部队成了主力。他和村干部们只有忙到半夜才有空聚在一起，就着烛光开个碰头会，和衣睡上三四个小时，然后又开始忙碌的一天。

　　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杜光鹃带着人在山上新建蓄水池。原先的池子位置太低，而且使用时间很久了，积了不少淤泥，不能满足新建3个安置点的需求。于是，杜光鹃到县水务局申请了6.2万元的专项经费，新建一座蓄水池，包括覆盖全村的水管、水龙头、维修和安装，以确保全村人畜饮用水安全，同时还要确保即将展开的道路硬化和房屋新建用水。经过连续几天的奋战，一个容积50立方米蓄水池开挖结束，马上要开始浇灌混凝土了。

　　突然，杜光鹃的手机响起来，响了一声，又断了，他掏出手机一看，信号断了。电话是爱人打来的，什么事呢？这时，他看到有一格信号，连忙接通电话，听筒里飘来妻子断断续续、有气无力的声音：“你能不能回来一趟？”

　　杜光鹃突然想起，今天是8月24日，妻子的预产期啊，生孩子是女人的生死关，他原先说好，一定要到医院去陪妻子的。他顿时懵了，立刻对着手机嚷嚷：“喂，喂，喂！”手机里没有一丝响动。没信号了！

　　他颓然坐在地上。他在里柯惹的山上，现在下山，得走2个小时，再赶到成昆铁路的高峰站，每天一班的绿皮车早就过去了，他就是插上翅膀也赶不回去了。

　　好半晌，杜光鹃颤颤抖抖地编写了一条短信：“老婆，对不起，我实在赶不到了，请你原谅，以后好好看我的表现嘛！”然后，按下发送键。时有时无的无线信号终于把短信发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嘀”的一声，妻子回短信了。杜光鹃一看，只有7个字：“你在山上注意点。”

　　杜光鹃顿时泪如雨下，他这两天感冒了，鼻子不通，说话也嗡嗡的。他抹了把眼泪，重新站到蓄水池边上。

　　中午时分，杜光鹃接到第二条短信，不知道是父亲还是母亲用妻子的手机发来的：“母子平安。”第三天，新水池完工了，验收了，杜光鹃才请假下山，坐上绿皮车，赶到西昌市人民医院看望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

　　2016年12月6日，陈忠义第二次来到里柯惹村。

　　上个月底刚下了一场雪，山坡背阴处积雪好厚，寒风飕飕的，直往骨头缝里钻。陈忠义踩着没脚的泥泞，沿着那条毛路往上走，裤腿很快就溅满了泥点。毛路还是那条毛路，但是，挖掘机推土机隆隆作响，正在拓宽路基，下一步，还要硬化。三道小河呈干涸状，小河中间搭起了混凝土板，虽然简陋，却可以避免来往的人踩水过河了。远远地，他还听到了清脆的铃铛声，赶上去一看，原来是好几个骡马队在上山，骡马脖子上拴着铜铃铛，牵马牵骡的，都是十来岁的小女孩。骡子和马背上驮着一袋袋水泥、红砖，还有鼓鼓囊囊的口袋。陈忠义伸手捏一下，听到轻微的沙沙声，是河沙！他很高兴，无声地笑了。

　　来到当初开坝坝会的地方，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村委会活动室和10多栋房子正在打地基，红砖青瓦，还有钢筋水泥，堆得到处都是。他继续往上走，第二个定居点只有6栋房子，进展最快，工人已经开始砌墙了。

　　来到海拔最高的里柯惹组，这个定居点户数最多，足有22户，也全部铺开了。陈忠义笑得很开心，干得裂口的嘴唇上渗出了血丝。

　　“进展很不错，你们辛苦啦！”

　　杜光鹃回答：“书记，我们不敢说干得最好，但是，确实干得最累！”

　　“是啊！为什么叫攻坚？那不是一块喷香的坨坨肉，一口咬下去就冒油。攻坚就是要啃硬骨头，牙巴要咬紧了，牙齿咬碎也要往肚子里吞。过上若干年，你们可以自豪地跟你们的儿子孙子讲一讲这场攻坚战，就像老红军跟我们讲爬雪山过草地一样，那时候，你们会庆幸自己参加过这样一场攻坚战，你们会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杜光鹃和伙伴们顿时觉得热血沸腾。

　　陈忠义问：“说说，还有什么困难？”

　　杜光鹃望望村主任和书记，说：“我们自己面前的困难我们能克服，只是——电供不上，变压器功率太小，这么多地方同时施工，带不动。还有，就是手机没信号，事情急的时候，要跑到成昆线的洪峰火车站去打电话。”

　　陈忠义说：“好，我来找电力公司和移动公司老总，他们不是号称全球通吗？”

　　这次，陈忠义在乐武乡住了三天，盯着相关部门把问题解决掉才离开。

　　这年，也就是2017年11月4日至6日，陈忠义第三次来到里柯惹村，这时，村里的群众全部住进了新建的定居点，里柯惹村村委会终于有了自己的活动中心。陈忠义在活动中心住了下来。

　　县里的同志说：“这里的条件太简陋了，还是到县里住吧，最起码也住到乡里去，好赖还有个客房。”

　　陈忠义说：“我看这条件就不错了，那么多老乡能住，而且住了那么多年，我住几个晚上有什么嘛！”

　　他又一次召集群众开坝坝会，不过，不是在原先的坝坝里，而是在活动中心的会议室里。他先是从前不久闭幕的党的十九大讲起，然后，请大家畅所欲言。

　　这次没有冷场了，群众争先恐后地发言：

　　“陈书记，我们要打工，要种地，娃儿没人管，太恼火！”

　　陈忠义问：“幼儿园呢？没上幼儿园吗？”

　　“有，从我屋头到幼儿园，走路太远了。”

　　“哦，你是里柯惹组的吧？是太远了，从三组走过来，有3公里多吧，好，我记住了，我们可以在里柯惹组再建一个幼儿园，原则上是一村一幼，还是要从实际出发，一村二幼也是可以的。”

　　70多岁的来别克机莫曾在村里担任了30多年的党支部书记，他端着一杯黄澄澄的水，递给陈忠义：“陈书记，这是用我家养的蜜蜂酿的蜜泡的，甜得很。要我说嘛，新房子好得很，漂漂亮亮，就是养个鸡儿、养个猪儿咋个办？还有羊子。”

　　陈忠义沉吟着说：“这个问题提得好，人畜必须分离，在这个前提下，能不能在定居点附近集中修建一批养牲畜的圈舍，然后分给群众呢？既不能太近，影响群众生活；也不能太远，不方便群众照料牲畜。请畜牧局的同志拿一个方案出来，好好研究一下，好好设计一下，每间多大合适？双层好还是单层好？地面用混凝土还是泥巴地？怎样做好防疫？这应该成为每个定居点的标准配置。”

　　这天晚上，陈忠义从老乡家串门出来已经是10点过，可能是因为海拔高的缘故，屋外的空气格外凛冽清新，夜空中闪烁的星群格外明亮，似乎伸手可触。陈忠义甚至能够看到一颗星星正在迅速移动——不知道是不是他前些日子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亲眼看见升空的那颗卫星。

　　陈忠义一到凉山，就有人自豪地告诉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凉山就以“上天入地”闻名世界。上天，说的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发射的一颗颗卫星，正遨游在太空之间；入地，说的是深藏于锦屏地下的国家暗物质研究所，正在探索暗物质的奥秘。两者都是国家高精尖科技的代表，也是国力的象征。这两个地方陈忠义都去过。说实话，在为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进步感到自豪的同时，他又有一种难言的羞愧。无论是从卫星发射场，还是从暗物质研究所出来，他都感到像是从梦幻世界出来，回到现实中一样，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反差：举目望去，都是彝族老乡破旧的房屋、贫瘠的土地……彝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彝族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的落后，以及数量巨大、连村连片的深度贫困，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上，压得他喘不上气来。好在由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主导的这一轮脱贫攻坚，为彻底改变凉山面貌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他则有幸赶上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战役，他只希望自己能够尽力而为，帮助大凉山从此甩掉贫困，奋力追赶，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像拔地而起的火箭一样，从发射场起飞，飞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不久，里柯惹村第二幼儿园落成，里柯惹组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入园了；3个定居点的旁边也建起了一排双层厩舍，上层养鸡，下层养猪。单独厩舍也成为全州定居点建设的标配。在州委书记林书成的亲自安排下，一笔100万元的产业发展基金拨到了里柯惹村村委会的账户上。

　　2018年5月，凉山州交通运输局招聘事业人员，杜光鹃参加考试，被录取。这年底，他的第一书记任期届满，他把自己经手的、高高一摞的里柯惹村脱贫攻坚资料整理完毕，然后去新岗位报到。

　　要离开里柯惹村了，村主任和书记和乡亲们扭住他不放，要请他喝酒，为他送行。两天后，来别工人骑着摩托车送他下山。来别工人的父亲曾经参加过成昆铁路的建设——这可是老人家一直引以为傲的事情。正因为有这个经历，儿子出生的时候，他给儿子取的名字就叫“工人”！来别工人继承了父亲的传统，成为村子里搞基建的一把好手。

　　摩托车在他们亲手修建的、平坦的村道上飞驶，杜光鹃不觉得冷，只觉得热血沸腾。他想起州委副书记陈忠义说过的话，他永远忘不了里柯惹村，忘不了里柯惹村的父老乡亲，忘不了在里柯惹村度过的日日夜夜……

　　一波三折

　　2015年8月底，毛少忠接到县委组织部通知，组织部正式任命他为盐源县洼里乡解放沟村第一书记，并要求于9月上旬报到。

　　这事儿酝酿的时间有将近一个月，毛少忠一直不知道最终能不能定下来，所以，一直藏着掖着没往外说。现在确定无疑了，他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找到老爸，认真讨教一番。他的老爸毛阿都曾经在21世纪初担任县扶贫办公室主任，现在已经退休在家。

　　“解放沟？好地方！”

　　“啊？”

　　“好就好在这个地方苦，最锻炼人。洼里是全县最偏的乡，解放沟是全县最穷的村！为什么叫解放沟？以前是土匪盘踞的地方，解放军打跑了土匪，才得到解放，所以叫解放沟。山高，沟深，晚上住在沟底，抬头看天，只能看见七颗星星……

　　“唉，我对不起那些乡亲啊，当了那么多年扶贫办主任，没能帮助他们摆脱贫穷，心有余力不足，国家也是底子太薄，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好的政策，有了充足的资金，大凉山贫穷的帽子终于可以在你们这一代手上摘掉了……

　　“不过，盖房子容易，改变人的思想观念难，你得做好最充分的思想准备……”

　　毛少忠记下老爸的话，到解放沟上任。

　　这是一段难忘的旅程：先从县城搭上车，坐了2个多小时，赶到雅砻江边上八块田渡口；坐上运输公司能载八九个人的小型快艇，沿雅砻江逆流而上，走1个小时的水路，到锦屏水电站的5号营地下船；再穿过一条短短的公路隧道，来到解放沟村的山脚下。最艰难的行程从这里开始。进村的路是一条看不见路面的马路——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马路，汽车走不了，摩托车走不了，只有骡马才能通行，当然也包括人。马路陡峭，盘旋向上，爬了将近1个小时之后，见到了第一户人家，这算是来到了解放沟村二组。解放沟村有3个村民小组，分布在海拔2200多米高的山上。从二组到三组，还要走1个半小时；到一组是朝另一个方向走了，要走的时间更长，至少得走3个小时。

　　毛少忠往三组走，山路最狭窄的地方，只有一双脚板宽，两边都是坡度达到七八十度的陡峭悬崖。村上的同志告诉毛少忠，今天是天晴，还好，要是下起雨来，没人敢出门，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就算没碰上，路滑得像抹了油，稍不留神，脚一滑，摔下去了，找都找不到。进沟要特别小心，只有一条小路，两边山上猴子很多，时不时会恶作剧，往下扔石头，要是被打中了，哭都没地方哭去。村民还经常发现自己家养的羊子不见了，四处去找，找到的只有一堆骨头，羊子被黑熊吃掉了。

　　这天，毛少忠走到了三组，然后返回二组，住进沙马巫哈家。全村三个组，唯独二组才有无线网络，才能跟外界联络。沙马巫哈的儿子是二组的组长，在外打工，条件还算比较好的，但也是家徒四壁，墙是石头和泥土砌的，瓦是大片的铁皮瓦，用大块的石头压着，以免被风刮跑。铁皮瓦是修建锦屏水电站的工人丢弃之后捡回来的。唯一有点现代化色彩的就是用于发电的太阳能板，在阳光没有被两边山头遮挡的时候，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晚上还能提供些许电力点燃一两盏电灯。沙马巫哈为毛少忠铺开“巴折子”，就是用竹条编的席子，加上一层毛毡，再铺上床单——这是彝家人接待客人的最高规格。毛少忠是县上派来的第一书记，村里人把他当作尊贵的客人，也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

　　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毛少忠不敢给出任何承诺，默默地开始了早出晚归的生活。每天一早就出门爬坡上坎，到村民家串门。饿了就在村民家吃饭——不允许煮米饭，跟老乡一起吃土豆酸菜，顶多喝上一口苞谷酒。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他走遍了全村3个组的每户人家。晚上，虽然累极了，却难以入睡。这个贫困人口占80%的村子，不通路，不通电，住房破旧，虽然一天三顿有吃的，可是，吃的是什么呀？只有土豆、玉米。在解放沟，吃白米饭，是相当奢侈的事情。以前，锦屏水电站的专用公路修好之前，买米得走到乡上去，赶着马，要走两天时间，晚上，只能裹着查尔瓦，和马挤在一起，睡在山路边上的树窝窝里，驮回来两袋大米，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好不容易种点花椒核桃，羊子还要啃花椒叶，玉米要被猴子掰，核桃背下山去，人家给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总不能又背回山上去啊，小贩子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使劲压价……一旦生了病，小病靠挨，大病就只有等死了。

　　看起来，关键还是一个交通问题！修公路显然是不现实的。能不能修一条马路，从江边直接通到一组呢？一组的交通是最困难的，连一条马路也没有。毛少忠造了一个修路的计划，往上报，上面批了21万元的修路经费。这让他喜出望外，马上联系施工队。第一家施工队来了一看，不敢干，路要从江边修起，江边只有一层土，下面全是沙，挖机没有着力点啊！这家就撤了。换一家吧，这个施工队接了，刚开干，一台挖机差点歪到江里去，在场所有人全都一身冷汗。几经波折，一条宽3.5米的马路通到了一组，史无前例啊，乡亲们很是高兴。毛少忠很有成就感。他又申请了一笔8万元的经费，对通往二组的马路进行维护。这条马路上有一条河沟，夏天下雨的时候会涨水，孩子下山上学很不安全。可是，8万块钱又修不了桥啊，他组织村民投工投劳，在一根长条木板上浇筑混凝土，搭在河沟上，走个两三年没问题。

　　以后，该怎么办？

　　村民很满意了，毛少忠却很头疼。这个时候，州委副书记陈忠义来到了解放沟。

　　陈忠义也是先坐车，然后坐船，最后走路。解放沟正在下雨，中雨，陈忠义戴着顶草帽，挽着裤腿。

　　上山的路非常滑。

　　毛少忠说：“书记，路很不好走，骑马吧！”

　　陈忠义没有矫情，答应了。

　　村民马忠华牵来的不是马，而是一头高大的骡子，一看就是很有劲的样子。陈忠义跨上去坐好，马忠华牵着骡子向沟里走。老习惯，他走到一个组，就走家串户，然后开坝坝会，解放沟里找不到坝坝，就在老乡家的堂屋里，围着三锅庄，点起火，跟大家拉家常。虽然是夏天，可是，沟里风飕飕的，湿衣服穿着还是冷得很。老乡们还是挺拘谨，以前，到解放沟里来的最大的官就是乡长书记。

　　下山的时候，雨基本停了，陈忠义没有再骑骡子，和大家一块儿走下来的。刚下过雨，山路上布满大小不一的泥潭，水很浑浊，陈忠义一脚踩下去，没想到泥潭还挺深，差点摔一跤。幸亏毛少忠眼疾手快，扶了一把。走到公路边，毛少忠的腿脚都在发抖。

　　陈忠义站在公路边，回头望向解放沟，望了好一会儿。他说：“我看这个村子还是应该搬下来。我发现老乡们倒是习惯了。可是，没有安全的道路，没有安全的住房，没有致富的门路，怎么能摆脱贫穷呢？”

　　很快，县里确定：解放沟村实施易地搬迁。

　　陈忠义有一点感觉很准确，解放沟村的老乡们安于现状！尽管过得这么苦，他们却不想搬下山，不想离开解放沟。他们祖祖辈辈都过着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过着这种最低限度温饱的日子，习惯了，房子虽然破，宽敞啊；肚子饿了，煮两个洋芋啊；天气冷了，火塘点起烤起啊，这样日子好得很啊！外面的世界，太遥远，太陌生，也太可怕了。二组的马华甲是全村最穷的贫困户，一家4口人，老两口，加一对儿女。评贫困户的那一年，全家人均年收入只有1950元。50岁的马华甲就说：“我们住惯了独家独院，虽然破破烂烂的，方便啊！住到楼房里去，一家老小吃在一个屋，住在一个屋，睡在一个屋，连拉屎拉尿都在一个屋，这叫什么规矩嘛！”

　　毛少忠和村干部们一商量，也拿出了自己的办法，什么办法？比！比什么？比哪家的孩子有出息。谁谁谁家的孩子读了专科？谁谁谁家的孩子读了本科？谁谁谁家为什么一下子就脱了贫？人家是怎么读的专科、本科？下了山、进了城、读了好学校呗！是啊，老辈子们住在解放沟，一住一辈子，习惯了，对解放沟也有感情了，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孩子怎么办？孙子怎么办？还让他们在解放沟里住一辈子吗？

　　说别的，乡亲们可以不理不睬，可是，说到儿子孙子，一个个都不吭气了。是嘛，老骨头一把，死了撒在解放沟也没什么，儿子、孙子、重孙子呢？

　　挨家挨户地说服动员，持续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终于把村民们说动了，大家伙一致同意搬了。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往哪儿搬呢？县里计划修建的娃儿嘴安置点在梅雨镇，离县城只有9公里；离梅雨镇只有3公里，镇上有卫生院，有中学、小学，教学楼都做了扩建，优先满足搬迁户看病住院和子女入学，最近的幼儿园只有300米远。

　　照理说条件够好吧。可是，还是有村民不满意，不喜欢住楼房。大家都知道，越是靠近城镇的土地越珍贵、越值钱，要在这些黄金地段修独户独院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毛少忠和村干部向乡里反映，乡里又向县里反映，县里很重视，搬迁，就是要让老百姓快快乐乐地搬，不能搞强按牛头喝水的事儿。县里有关部门经过协调，提供了另外3个点，相对离城镇、离公路主干道比较远，但是，土地面积比较大，可以修四合院。毛少忠和村干部们去看了，确实是这个情况。但是，乡亲们没看到啊，要让乡亲们亲眼看一看，比较一下吧！

　　2017年3月间，解放沟村召开村民大会，村民们自己选出20多户户主做代表，下山去实地考察4个安置点。车票钱、船票钱、住宿钱，都由乡里出了。以往只听说村组干部外出学习考察，村民代表外出考察还是解放沟村的第一回。这20多个代表很是神气，很是兴奋，而且也非常郑重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和义务，用两天时间对4个点都进行了认真细致、不厌其烦的考察、比较，然后经过一番讨论，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还是政府最先提供的娃儿嘴安置点条件最好，应该选择这个安置点。

　　2018年火把节前夕，解放沟村全体贫困户告别了祖祖辈辈居住的解放沟，搬进了娃儿嘴安置点崭新的楼房里。每户人家，都得到了政府补贴的四件套：一台32寸的液晶电视，一个太阳能热水器，电饭锅，电炒锅……大家伙都笑得合不拢嘴。

　　更让大家高兴的是，村里使用州里下拨的专项扶贫资金和产业扶持资金，在安置点附近买下21亩土地，每个贫困户可以分得两分地，用于种植蔬菜。

　　当然，也不是没有烦恼，老辈子人用不来这些新电器，一会儿太阳能热水器不出水了，一会儿电饭锅不跳闸了，毛少忠和村干部们成了维修工，奔走在楼房之间，爬楼爬得腿都酸了，那是典型的痛并快乐着的感觉。

　　雅砻江沿岸沙金丰富，清朝政府曾设立洼里金矿局。清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洼里金矿工人叶焕文采获巨大自然金一块，重31斤，1913年送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陈列。这个传说曾引来淘金热。有多少人淘金梦碎呢？解放沟村的贫困户们却是真真切切地抱到了金娃娃！

　　最后一次告别解放沟的时候，毛少忠看着锦屏水电站的大坝，胸中涌起一股豪迈。锦屏一级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与木里县交界处，大坝高305米，为世界同类坝型中第一高坝，已经写入中国和世界水电发展的历史。毛少忠觉得，这几年，他和他的同事们从事的工作也是可以与修建一座世界最高的大坝相媲美的。

　　不是吗？

　　红军传人

　　冕宁，是凉山州唯一一座革命历史名城。红军长征途中著名的彝海结盟，就发生在冕宁彝海之畔。

　　1935年5月，北上的中央红军来到冕宁，拟经冕宁大桥、拖乌至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但在冕宁北部喇嘛房一带遭遇彝人阻拦，无法前进。

　　刘伯承十分焦急。刘伯承是我军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又是四川人，对当地的历史、地理、风俗十分熟悉。此次他以红军总参谋长的身份担任红军先遣团司令员，可谓身负重任。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四川，击溃会理、西昌外围之敌，进驻冕宁，直指大渡河。但是，冕宁以北拖乌地区为彝族聚居地，按照果基、罗洪、倮伍三支划分区域，由于国民党和地方军阀长期压迫，与汉族隔阂、猜忌极深，红军要想通过，极为困难。

　　刘伯承很清楚，1863年4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走冕宁、越西直奔大渡河。石达开深知这一带为彝汉杂居之地，地势险要，土司头人武装不容小视。于是，他事先遣人送礼给彝族土司岭承恩和王应元，求他们让道。

　　时任四川总督骆秉章得知后，当即承诺给予胜过石达开数倍的金银，密令王应元和岭承恩“假降”石达开，并给越西土司王应元去一封密函，“破贼以后，所有资财，悉听收取”。同时，“解银千两分赏松林地土千户机邛部土司岭承恩等”。至此，进入紫打地松林河的石达开已经陷入绝地：北面有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大军，西面是王应元的土司武装，东面是岭承恩的彝人部队，南面则有清兵越西营参将杨应刚堵守。不得已，石达开提出议降：“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

　　1863年6月，成都科甲巷臬台监狱，石达开被凌迟处决。《蜀海丛谈》记载：时天色昏暗，密云不雨。从凌迟的第一刀到最后一刀，石达开始终默然无声。观刑的四川布政使刘蓉很是敬佩：“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最悍者。”

　　事后，清廷赐予王应元都司加副将（从二品官）衔，并绘像进入紫光阁备案。岭承恩则晋土游击世职，授头品顶戴，赐“恒勇巴图鲁”名号，赏二品衔，紫光阁绘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刘伯承要求部队保持冷静，不许向彝族群众开枪，同时想方设法联系当地头人土司。最终与彝族果基家支的头人小叶丹取得联系，并在彝海边歃血结盟。果基小叶丹叫人找来一只鸡。刘伯承从警卫员皮带上解下两个瓷盅，舀起彝海的水。小叶丹杀了鸡，将鸡血滴入瓷盅。小叶丹请刘伯承先喝，按照彝族习俗，先喝者为大哥。刘伯承端起瓷盅，大声说：“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同果基小叶丹在彝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完一口喝下血水。小叶丹大声叫好：“我小叶丹同刘司令结为兄弟，愿同生死，如不守约，同这鸡一样地死去。”说完也一口喝干。刘伯承摘下左轮手枪，送给小叶丹；小叶丹把自己骑的黑骡子送给刘伯承。当晚，刘伯承设宴庆祝结盟，将一面“中国夷民红军果基支队”的军旗授予小叶丹。次日，红军先遣部队在彝族群众的欢呼声中进入彝区，大部队用七天七夜的时间，顺利通过彝区，直指安顺场……

　　14年后的1949年11月，刘伯承率部进军西南，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驻在山城重庆。他没有忘记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彝族兄弟，专门派人到大凉山看望小叶丹。不料，小叶丹已经在1942年被国民党武装杀害，但是，他授予小叶丹的军旗却被小叶丹夫人贴身保存了下来。刘伯承得到消息，痛心不已，将这面军旗转交有关部门。现在，这面军旗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最珍贵的藏品之一。

　　“彝海结盟”的81年后，当年的红军、如今的人民解放军中一支部队来到了彝海。这是解放军军改之后新组建的一支部队——战略支援部队。他们在调研之后发现，彝海边的彝海村，由于地处偏僻、海拔较高，自然条件恶劣，居然还是贫困村。当年，这里的彝族兄弟可是为红军打开了通道、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啊！他们成立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领导小组，每年捐出200万元，连续5年，为彝海村办好捐资助学、援建幼教点、改善医疗条件、解决饮水困难、危房改造等8件实事，通过持续用力、节点推进，确保彝海村脱贫。

　　2016年10月13日，在国家扶贫日和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机关定点帮扶工作启动仪式在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彝海村举行。战略支援部队副政委兼纪委书记吕建成中将和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共同为“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帮扶村”揭牌，战略支援部队向彝海村赠送了第一笔200万元扶贫款。

　　此时此刻，彝海村党支部书记马强的心里，可谓是酸甜苦辣，一应俱全。作为一个退伍兵，看见穿军装的官兵，他觉得格外亲切，立刻让他想起了当兵的岁月。可是，作为彝海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又觉得十分羞愧，彝海村还是一个贫困村。要是首长问起来，他该怎么回答呢？

　　马强出生于1983年，土生土长的彝海村人。2001年11月应征入伍，在炮兵连担任二炮手。二炮手是干什么的？就是把炮弹引信和弹体从弹药箱里取出来，把两者结合起来，然后，装填到炮膛里去。作为二炮手，每天的训练重点就是举炮弹，从地面抱起，举到齐胸高，连续举60次是硬性指标，算及格。这枚炮弹分量可不轻，足足有90斤。马强一开始举上十几下，就举不动了，两只胳膊直打抖。看人家班长，轻轻松松，一举就是130下。马强也是个要强的彝族小伙子，不服这口气，夜以继日拼命练，半年之后，一口气也能举110下了。复员后，他外出打工，学过手艺，开过加工厂，承包过工程，还是挣了些钱。2013年7月，马强回家过火把节，正好花椒熟了，他帮家里摘了花椒，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等着商贩来收购。闲着没事，他到小卖部抱了两件啤酒，分给大家。这时，一个邻居就说：“马强啊，你回来吧，领着我们干吧！你看我们村子，这么多年都没一点变化！”

　　“是嘛，这么些年，村子里管事的还是那几个，全是一个家支的人！”

　　大家伙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喝了酒的缘故，马强吹干了一瓶啤酒，瓶子往地上一搁，说：“既然大家那么看得起我，好嘛，干就干！选上了我就干！”

　　这年10月中旬，村党支部改选。民主测评，马强得了满分；推举候选人，马强入选；选举开始，38个党员，马强得了19票，老支书得了17票。马强当选。老支书脸色很不好，悻悻地走了，马强还是他介绍入的党呢。马强发表就职演说：“第一，所有政策、党支部所有决定都摊到阳光下，让所有人知道；第二，三年内，完成村子基础设施改造。”私下里，马强找到老支书，谈了一宿，把老支书的工作做通了，老支书答应出任村委会主任——这件事让那些想看笑话的人们大跌眼镜。

　　要说基础建设，彝海村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饮水难。一根水管，水流很小，连镇政府的用水都难以保证。家里的水龙头成了摆设，村民用水只能到沟里去挑。马强先把村里、镇里用水难的情景拍了照，然后，把镇领导拉上，去找县水务局。第一次去，人家答复，研究一下；第二次去，人家答复，正在研究；第三次去，人家说，研究还没有出结果。马强锲而不舍，第四次又去，终于见到了解决人畜饮水办公室的一位领导，领导当即派三个人跟车下来实地考察。

　　马强说：“对不起领导，车子太破。”

　　车子确实太破，长安面包车，跑了17万公里，发动机都修了两回，一开就突突地冒黑烟，可它是彝海村的功臣车。

　　一个星期后，资金落实了，拨下来13万元钱。这点钱，只够买水管和材料，还要建三个蓄水池呢，还要开挖深达80公分的水沟呢，还要安装呢，还要经过部分村民的地，还得给点补偿吧……马强和老支书一商量，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工作分给村民代表去做。很快，一期工程2014年开工。一组、四组用上了自来水，水压很大，单手端着脸盆都端不住。镇政府机关、学校、幼儿园、卫生院、派出所的用水也一并解决了。接着就是二期工程，2015年开工，解决五组、六组用水。还有二组和三组，进行了管网改造。水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相比基础建设，推行阳光政策，阻力更大些。有一个村民小组，一个家支的人占了一多半，有27户，其中有26户成了贫困户，包括这个小组长，更恶劣的是，他居然当着马强和村民们的面撒谎，把其他十几户本该评为贫困户的说成只有几户，脸不红，心不跳。

　　马强走过去，拿起他面前的名单，看了看，然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把那几页纸用力摔到这个组长的脸上，一字一顿地说：“你把这份名单一个人一个人地念给老百姓听听！”

　　马强的话，马强的举动，如同炮弹出膛，在会场上空炸响，一时间，人们从空气中闻到了火药味。

　　马强事后说：“动作是有点儿过火，但是，震慑歪风邪气，没有杀气不行！评定贫困户的标准，上级规定得很清楚、很明确，可是到了下面就行不通，为什么？就是因为有的人仗着家支人多势众，要凌驾在党支部和村委会之上，把规定变成一纸空文。怕了他们，我还是共产党员吗？”

　　党支部和村委会按照上级颁布的标准，进行细化，重新制定标准：凡是家里有吃财政饭的，凡是家里有车辆的，凡是在城镇有门市的，凡是在县城居住两年以上、没有在村里生活的，凡是家里有两个人以上在外打工的，一律不得评为贫困户。每一个贫困户的认定，都要经过村民大会审议。你想当贫困户吗？好啊，到台上来，说说你的理由，让大家评。这一来，那些在下面嘀嘀咕咕的人，有一半不敢上去了。当然，也有不要脸皮的，也有不要命的。

　　这一招还真的动了不少人的“奶酪”，男的不敢闹，有的女人撒泼，唾沫吐到了脸上，马强笑笑，过去了。有的人找到马强：“老表兄弟，我们关系那么好的，又不是用你的钱！”马强还是笑笑：“只要大家同意，我没话说。”

　　陈忠义到彝海村，听了彝海村党支部的情况，很是高兴。他到凉山不久，就专程到冕宁的红军长征纪念馆和彝海结盟纪念馆参观。他在红军长征路线图前久久伫立，代表红军长征线路的红色箭头来回曲折缠绕，却顽强地向北，向北，向北。每1厘米、每1毫米，都是血与火凝结而成。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败。毛泽东同志率余部挺进井冈山。途中，有感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继失败，毛泽东认为：“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他决定，在江西永新三湾村改编部队，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在连队设党支部，在优秀士兵中发展党员，在班排设党小组，在连以上设党代表并担任党组织书记，从而建立起一个严整的党组织体系，为党全面建设和掌握部队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在后来的长征途中，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抗美援朝战争中，“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支部建在连上”作为建党、建军的一项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