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回到“常识”

　　原载1999年5月18日《杂文报》

　　我们已经是过来人了：年轻时也是把秃头的老人看作是“智者”，希望从他们的口里、笔下听到、看到充满智慧的格言，抄录在小本本上，自我欣赏或炫耀于小伙伴。想不到如今自己毛发稀落、两鬓斑白，一位编辑朋友来信要求为读者写点“智言”时，却只能交白卷。但这位朋友仍不肯放过，再三吩咐，非完卷不可。无奈之中，就想到姑且发一点议论：对于“智言”，不可全信，也不可全不信。

　　这其实也是人生经验之谈：我们这代人一辈子做了很多蠢事，吃了不少亏，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太热衷于“豪言壮语”，而忘记了“常识”。比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这话说得多有气魄，而且似乎颇富哲理，也应算作是“智言”吧。但我们--当时(1958年)的年轻人相信了，全国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都相信了，并且照着去办，搞什么“大跃进”，要“向地球开战”--这是大诗人郭沫若的名句，大概也是“智言”。结果呢就因为违背了“常识”，终于受到了惩罚，而且是全民族的：整个国家弄到没有饭吃的地步，死了上百万人。妄信“智言”会家破人亡，这在今天的年轻人是不可想象、无法理解的，但却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真实。

　　当然也有真正的“至理名言”。我始终牢记而不敢忘的，是鲁迅的一句话：“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六》)。这里说的都是“常识”：“一要生存”--人的生命最宝贵、最重要，我们干革命，搞建设，都是“要人活”的；因此不要因为中国人多，就不把中国人的生命当回事儿，甚至打着某种“大义”的旗帜号召人们去死。“二要温饱”--物质第一，民以食为天，吃饭最重要，干革命、搞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让“每张嘴(而不是少数人的嘴)都有面包，每个家(而不是少数人的家)都有住宅”；因此不要自己吃饱了(甚至是过度的饱了)，却要求别人(例如年轻人，知识分子)“安贫乐道”。“三要发展”--人温饱之外还要有精神的发展，先驱者的理想除了面包与住宅，还希望“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因此不要以为“物质的发展就是一切”，如果以精神的沦丧为代价去获得富裕，那将造成新的民族大悲剧。

　　鲁迅说的全是大实话，没有什么深奥的、故弄玄虚的东西；但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世纪的奋斗目标都包括在里头了，恐怕到下一个世纪也还是我们民族的“当务之急”。我所担心的正是人们老喜欢追求什么“宏伟目标”，而忘记了“常识”。忘记“常识”是要受到惩罚的，这也是快要过去的这个世纪给我们的最大教训。现在面临世纪之交，人们对于下一个世纪的中国也说了不少的“智言”，而我却只有一个愿望：

　　回到“常识”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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