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钊：他的画作遍天下

　　    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小区中，正在新建一片楼房。建筑工地的声音对周围居民而言未免有些嘈杂，而居住于此的一位老人却经常漫步到工地，饶有兴致地观看施工。“你不觉得那是一种创造的声音吗？”老人乐呵呵地说。

　　 

　　    创造是一件快事，而这位老人本就是一位美的创造者。他不仅一生都在绘画，绘制了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一幅毛主席画像，还参与设计了国徽和第二、三、四套人民币，多次担纲重大节庆游行队伍的美术设计……他的画作遍天下。他就是周令钊。而他的夫人陈若菊，也如一朵淡雅的菊花与之相伴，成就了一段携手并进的艺术人生。

　　 

　　    若菊相伴伉俪情深

　　 

　　    走进周老的家，眼前豁然开朗，阳光从落地窗照入，窗前多盆花卉生机勃发。“若菊很喜欢侍弄花草，养得也很好”，周老笑着介绍道。周老已度过了89岁寿辰，耳不聋眼不花，身子骨很硬朗，偶尔还有几丝调皮的笑容，透着亲切和善意。

　　 

　　    在陈若菊眼里，周令钊是特别有才华、特别勤奋的画家，也是一个乐观豁达的性情中人。“他的心态很好，都没看他怎么着急过，老是乐呵呵的”，她笑着评价道。

　　 

　　    客厅里有许多陶艺摆件，透出一股拙朴而精致的美感。“这些都是若菊的作品”，周老向我们一一展示。陈若菊是位非常优秀的工艺美术家，担任过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美术系主任和资深教授。1927年出生于河北安新的她，在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读书时是周令钊的学生。“她是我们班成绩最好的学生，性格也很好，心灵手巧、刻苦好学”，周令钊言语中透出欣赏。而周令钊则是当时学院里最年轻的“小老师”。“他虽然年龄小，但是功底非常深厚，讲课清晰有趣，我们都很喜欢并且尊敬这位年轻的小老师”。陈若菊笑着说。

　　 

　　    身形瘦削，人淡如菊，陈若菊自有种优雅婉约的气质。周老的腿脚最近不太好，陈若菊总是小心地搀扶他。交谈中，她时时细心地给周老加茶水，担心他口渴。

　　 

　　    1949年7月1日，周令钊和陈若菊在证婚人——著名画家徐悲鸿家的院子里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从此开始了近60年相濡以沫的生活。“夫妻俩工作起来，就跟一个人似的”，他们的朋友、著名画家侯一民说。周令钊和陈若菊携手创作了许多见证历史的艺术品，与新中国的发展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用画笔服务抗战的小画家

　　 

　　    1919年5月2日，周令钊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大家庭。母亲是徐特立的学生、杨开慧的同学，曾任国画教员。受母亲影响，周令钊从小就爱好美术。小学毕业后，他走出家门，先后就学于长沙和武昌的美术学校，14岁时就为长沙的国货公司画大型户外广告，后来，又进入上海印刷制版学校学习照相、制版等实用美术专业。一路走来，他画画的决心越来越坚定——“我发现，画画也是有力量的，可以表达你的爱恨好恶，鼓舞发动群众。”

　　 

　　    周令钊说，影响他很深的是小学的绘画老师汪仲琼。有段时间，周令钊每天都能看到汪老师站在梯子上，在大门口的墙上深情地画着人像。幼小的周令钊不知道画的是谁，只看到几个大胡子的外国人；后来问起老师，才知道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我总想起汪老师那专注、尊敬的神情。后来我绘制毛主席画像时，油然而生一种光荣和神圣的感觉，我想，当时的汪老师，心情也是这样吧。”周令钊说。

　　 

　　    小小年纪的周令钊就跟随老师写抗日标语，画宣传画，到公共汽车站讲演、散发传单。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湖南省抗敌画会、广州八一三歌咏队，参与了黄鹤楼抗日壁画的创作，后来又加入抗敌演剧第五队和新中国剧社，到上海、武汉、广东、广西等地进行抗日宣传，画了大量抗日宣传画。

　　 

　　    十多年革命风雨的历练使周令钊厚积薄发。1948年春，他经推荐得见徐悲鸿，并得到这位著名画家的赏识，被聘请到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实用美术系任教，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讲师。

　　 

　　    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像

　　 

　　    1949年9月的一天，离新中国成立大典的日子已不远了。周令钊突然接到一项重大任务——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

　　 

　　    此时，周令钊只有30岁，如此年轻的他，怎么会被选中承担这项“特殊使命”呢？

　　 

　　    原来，北平解放后，由于没有大型会堂，许多国家级会议都在美院礼堂举行，而布置会场的任务便成为周令钊的“家常便饭”。在一次布置会场时，他画过毛主席像，效果很好。因此，这位美院有名的“快手”(构思快、动手快)被很多领导熟知，在选择开国大典毛主席像绘制者时，大家自然想到了他。

　　 

　　    任务重大，时间紧迫。得到通知后，周令钊立刻带着新婚不久的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在城楼上的大殿外搭起了脚手架，开始工作。要把小照片画成巨幅画像，必须一次次画格子、按比例放大。他和陈若菊专门做了一个粉线袋，两人一边拿一头，像木匠那样弹线、打好格子。每天天刚亮，两人便带着干粮登上城楼开始作画，直到天黑为止。为了从不同角度观察效果，他们一次次爬上爬下，晚上躺下后还在“打腹稿”……终于，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天，一幅庄严气派、栩栩如生的毛主席像完成了。

　　 

　　    当时的北京市长聂荣臻特意来看画像。他对画像比较满意，但提出开国大典是个庄重的时刻，毛主席的衣领应该扣起来好些。他走后，周令钊马上进行修改，改完后刚回到家，天安门的工作人员又来敲门了。原来，有关领导提出主席像下面“为人民服务”５个小字还是去掉好……于是，他马上起床，火速赶回天安门。他把那５个小字抹去，然后补上与衣服同色的颜料，又在上面补一枚扣子，使之看起来“天衣无缝”。改完后，天已经大亮了……

　　 

　　    当开国大典中远远地看着城楼上自己绘制的毛主席像时，周令钊和陈若菊的心情激动而自豪。

　　 

　　    夫妻携手设计人民币

　　 

　　    1950年，时任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的罗工柳接到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的任务，他找到老搭档周令钊，请他负责总体设计。周令钊瞒着陈若菊，住进北京印钞厂专心设计。为了在设计上突出民族特色，他多次跑到故宫、颐和园临摹古石雕、石刻、铜器上的花纹和图案，先后画满了十多个速写本。他又研究了云冈、敦煌石窑的图案，来丰富自己的设计思路。

　　 

　　    “第二套人民币采用的完全是我国民族传统纹样，用得最多的是唐代的一种纹样，即‘唐草’，而2元券背面景框则是故宫窗棂给我的启发。”周令钊说。此外，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成了3元币背面的边框，他还把面额数字用圆形纹样围了起来，外形极似中国传统的灯笼……

　　 

　　    第二套人民币从1分到10元各种币样，正反20余面的装饰纹样，周令钊都要一个个地画出来，并要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效果图……这样，当第三套人民币开始设计时，他的眼睛却累坏了，才30几岁就不得不戴上了老花镜。

　　 

　　    后来，陈若菊也加入到了创作之中。周令钊擅长宏观勾画，陈若菊则善于精雕细刻。周令钊写实些，陈若菊则更有装饰感。再加上侯一民等的通力合作，使这套人民币成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珍贵作品，连当时苏联卢布设计者都赞赏有加。“那时我去莫斯科，他们的财政部长看到我们这套设计立刻说‘一看就是中国的’，非常赞许。”周令钊回忆道。

　　 

　　    其后，周令钊又参加了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名片设计者”。

　　 

　　    参与设计共和国国徽

　　 

　　    在建国一周年时必须使用国徽，为保证国徽设计的水平，周总理指示要多吸收专家学者参加设计，当时出现了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两个专家小组。周令钊所在的美院组由他和张仃、张光宇三人组成；清华小组的组长则由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担任。最后提交政务院的有三个方案，分别是美院张仃、张光宇方案，周令钊方案和清华梁思成方案。

　　 

　　    在张仃、张光宇的方案中，底下是天安门，周围是齿轮、麦穗，中间有一个五角星；梁思成的方案中，周围是“玉璧”，中间也有一个大五角星。

　　 

　　    周令钊的方案中，也有天安门、齿轮和麦穗，所不同的是他在天安门上面画了五颗五角星。“越南国徽中间就有一颗五角星。为了避免雷同，我就按当时公布的国旗图案，在天安门上加了五颗星……”这一方案最终获得了国徽审查组的肯定。

　　 

　　    方案确定后，具体成形、浮雕制作交给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从建筑专业角度画了一个完整、准确的天安门图案，还对原方案作了些改动。比如，把原来周围一圈都是齿轮，改成底下一个小齿轮加彩条；原来的麦穗须多，是苏联式的，他们改成了环状块形，并用中国式彩带把齿轮和麦穗缠绕起来，从而更具民族性……接着，清华大学教师高庄制作出国徽浮雕，国徽形象最后确定。

　　 

　　    看到国徽的确定版本，虽然与自己的方案略有不同，周令钊依然很高兴，“我们的国徽在世界上都是站得住脚的，她有东方特色”。此后，他还设计了共青团团旗、少先队队旗等。

　　 

　　    绘画是他一生的主题

　　 

　　    采访周令钊时，他总是对自己的辉煌过往几句带过，却拿出2006年出版的《周令钊画集》，兴致勃勃地介绍，并告诉记者，他正计划于近期举办个人画展。

　　 

　　    尽管他是声名赫赫的工艺美术家、设计家，先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版画系、壁画系教授，但他更愿意把自己看做一个作画的人。绘画，是他一生的爱好和主题。

　　 

　　    周令钊的绘画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明快的色彩、浓郁的生活气息、拙朴传神的笔触，最可贵的是，他的创作洋溢着民族文化的精神和底蕴，蕴含着对人民大众的深厚感情。在他几十年的美术生涯中，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新中国的第一张海报《复活》、上世纪50年代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的风景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历史油画《五四运动》、巨幅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为重建武汉黄鹤楼而创作的彩陶壁画……他为《王贵与李香香》一书绘画、为周立波《山乡巨变》等多种文学作品绘制封面，设计了《洛神》、《狗年》、《四大名楼》、《国庆十周年》等邮票。他能挥洒自如地在各种媒介上创作，轻松驾驭各种画风。

　　 

　　    长卷尽绘家乡美

　　 

　　    两杯清澈的绿茶摆在了桌上。周令钊说：“快喝点尝尝，这可是我们平江山上的茶，特别好喝。”说着还拿出一根刻有88只形态各异寿猴的拐杖给记者看，“这是家乡平江为我精心准备的米寿礼物。”

　　 

　　    离开家乡七十多年了，乡情、乡思、乡愁是周令钊心头抹不掉的思绪。他走遍大江南北，心中始终牵挂着家乡平江。他说：“故乡对我不只是记忆，不只是人到他乡之后对家园的留恋，而是一种艺术上必不可少的想象，一种不断能够提供创造力的能源。”

　　 

　　    “我去过很多名山大川，世界真美丽，但相比之下，最美的还是家乡平江，我要把汨罗江沿岸的美景画下来，让世人看看我的家乡有多美。”周令钊感言。为了画一幅家乡汨罗江的长卷，2007年5月至6月，88岁高龄的周老不顾年迈，沿汨罗江而上，来到了慕阜山、连云山、福寿山等山脉的历史和现代景点实地写景。现在，完成这幅长卷已成周老的主要任务。

　　 

　　    晚年的周令钊和陈若菊仍然很忙，但他们经常挤出时间出席美术新人的画展和座谈会，将自己毕生积累的经验倾囊传授。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每年夫妇俩都要带着相机和画笔一起到全国各地游历写生，从大自然中获得创作激情与灵感。(本报记者肖一/本文照片由王成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