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招生变局—我国博士教育经历的阵痛和谋变

　　2016年，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领导给博士毕业生授予学位。资料图

　　博士生招生制度从井喷到滞后再到扩招，变革背后，折射出我国博士教育经历的阵痛和谋变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王彻刚刚办了入职手续，今年7月份硕士毕业的他，因为没有排上心仪导师2018年的招生指标，只能边工作边准备考博。在发给王彻的邮件里，这位老师告诉他，因为报考的人多指标少，王彻只能排到两年以后再报考。

　　不过，王彻的困境也许很快得到解决。

　　8月27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这意味着，很多和王彻一样等待考博的人，会迈进更宽松的门槛。

　　业内认为，这是继1952年院系调整、1966年取消高考、1977年恢复高考和1998年大学扩招之后，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第5次重大变革。

　　而在中国，博士生招生制度从井喷到滞后再到扩招，变革背后，折射出我国博士教育经历的阵痛和谋变。

　　博士大国

　　决定考博，很大程度和王彻的性格有关。

　　不善与人交流，情商低，是周围人贴给王彻的标签，但是一到实验室，王彻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世界，“我可以一天一夜不睡觉，只为等一个实验数据，一点也不觉得累。”王彻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而是否加入考博大军，也曾经在家里引起过争论。

　　反对声主要来自父亲，近年来，中国博士的井喷式增长，让他觉得博士的质量堪忧，还不如早些工作。

　　王彻父亲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改革开放之初，在恢复高考制度4年后的1981年，我国博士研究生招生培养制度正式确立，自此本土培养的博士生正式登台亮相，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据教育部门统计，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81年的900人增加到2017年的82565人，累计招生115万人。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披露，1999年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至2004年的5年时间里，博士生教育出现了短暂的高速增长现象。

　　“当时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达47名。”周光礼说。

　　那个时期，各种形式的博士研究生班一拥而上，一个导师带三四个、甚至七八个博士生的情况屡见不鲜。

　　某大学一位博导在搬办公室时问一个前来帮忙的学生：“你是我们学院的吗？你叫什么名字？”该学生回答说：“我是您带的学生。”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位60多岁的知名博导，最多的时候曾经同时带过40多名研究生。

　　调查显示，我国每个博导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远高于美国每名导师带两至3个学生的比例。

　　对当前导师与学生的关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了质疑：“现在师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有些学生成为了导师的‘打工仔’和劳动力，导师对学生的毕业论文并不是很关心。”

　　而按照国际经验，一位导师同时指导两至3名研究生效果较好；5至6名是导师精力许可范围内、能够保证培养质量的上限。考虑到我国研究生培养的现状，按照一个导师一年招收1至两名研究生计算，3年内同时指导的研究生数量应为3至6名。

　　熊丙奇从2003年开始就开始关注研究生扩招现象。

　　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当年，本科生出现就业难现象，有人提出扩大研究生规模来缓解。于是众多高校竞相追逐研究生规模。重点大学定位为研究型大学，扩大研究生规模，一般本科院校则乘机申请硕士点、博士点。

　　熊丙奇说，研究生扩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科生就业难，但高校主要还是看中了研究生招生巨大的生源市场，迎合了社会上畸形的高学历消费需求。

　　紧缩

　　业内专家认为，相对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高等教育本身的迅速扩张，博士生教育规模增长近些年相对滞后。

　　自2005年后，博士生招生规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增长速度大大放缓，年均增速不足4%。

　　事实上，博士生招生设指标限制是中国特有的做法，是上世纪确立的一项教育管理宏观调控措施。但是，“同比美国、英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知名高校，类似院系、导师之间争夺博士生招生名额的问题并不存在。”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李峰亮说。

　　曾对此做过研究的李锋亮表示，国际上的普遍做法是层层放权，只要导师有课题需要、经费支持，就可以招收博士生，并没有设置专门的招生指标。

　　不仅招生受控，想要顺利拿到毕业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直到现在，博士毕业十年后，唐城还是时常在一个人的时候，戴上耳机听一曲《乱红》，这是一首笛箫作品，表达了冷清凄惨的悲凉意境。“这种意境是我整个读博期间的真实写照。”唐城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有段时间，美国篮球运动员科比的“你见过凌晨4点的洛杉矶吗”这句话流行网络，而在唐城这里，他特别想说：“你见过凌晨4点的实验室吗？”博士3年，他几乎每天都要通宵做实验，“我从实验室回宿舍的时候，正好是环卫工人开始打扫卫生的时间。”唐城说。

　　即使是这样，唐城也差点没在毕业的时候拿到毕业证。

　　由于各校均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博士毕业的必要条件之一，从选题开始，博士们就要“押宝”：什么研究方向容易发论文。

　　理工科博士在毕业前需要在国际期刊发表SCI论文，但一些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想要发SCI并不容易。唐城说，无奈之下，一些学生只能改变研究方向，往容易发论文方向靠，最后导致毕业论文成了“四不像”。

　　为了发论文而篡改实验数据的现象则更普遍，“虽然实验要求重复性，但很少有人真的会去重复核实，往往会将结果改得漂亮些。”唐城说。

　　发论文几乎是他整个博士生涯中最重要的压力，而在缺乏导师学术指导，各实验室科研条件又参差不齐的境况下，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成果。

　　“那是一个宽进窄出的时候。”唐城说，他的两个师兄，就因为没有发表足够的论文达不到毕业要求，至今没有拿到毕业证。

　　扩招

　　而此次扩招的原因，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表示，要推进高层次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不同层次学生的培养结构，适应需求调整培养规模，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

　　业界认为这是因为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旺盛。

　　同时，因为本科和硕士教育发展长期快于博士教育，导致人才培养结构失衡，2017年1月，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适度扩大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

　　2017年，清华大学首先开始大规模扩招博士生，主要方法是缩减硕士名额，全面实行申请-审核制，主抓本科博士两头，其他几所985高校也紧跟扩招，并获得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

　　因为扩招，今年暑假，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因博士生住宿问题引发过争议。最近，北大提出，2018年，在新入学的博士生中试行住宿申请制，鼓励有条件的博士生自行解决在校期间的住宿。

　　而此次博士扩招，会不会像大学扩招那样，导致博士头衔含金量下降呢？

　　有评论认为，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方向，进行有针对性和有目的性地扩招，防止“撒胡椒面式”的普遍扩招。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担忧，倘若研究生扩招没有与培养质量相联系，而仅仅是数量的增加，容易导致学历贬值。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曾撰文分析美国大学是如何保证本科教育质量的，美国顶尖大学的教学呈哑铃型结构，高度重视两头的本科和博士，对处于二者之间的硕士阶段看得相对较轻。

　　还有就是从招生阶段开始严把入门关。哈佛大学的招办主任威廉姆·菲兹西蒙斯在40年的时间里，每天的工作内容只有一个，就是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申请资料。不只是哈佛，许多大学的招办主任任职时间都在10年以上。每一个最终录取的学生都会经过几轮测试和评估。

　　责任编辑：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