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季节的困惑民国的教育，为何这么特别

每到诺贝尔奖季节，龙马君都会想到高一那年参观过的校史博物馆，在那个不大的二层小楼中，墙上标榜的人物全是民国时期培养的：刘半农、刘天华、钱穆、吕叔湘、周有光。为何全是民国呢？

以今日的观点来看，民国的教育是相当特别的。

话说北洋一帮军头聘请入过同盟会当过革命党的蔡元培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非常傲娇，一连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要升官。北大校长作为简任官，级别实在太低，要改为特任官，以示尊崇。

民国官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委任官、荐任官、简任官和特任官。

委任官是最低一级，通常由上级官员直接任命，一般适用于科股级小吏。

荐任官，顾名思义，就是推荐任用的官员，由主管长官推荐给中央任命，一般是县级官员。

北大校长所属的简任官，一般是各部司长和地区专员级别，简任官的任免和叙等由各省省长或者各部总长商承国务总理呈请大总统执行，这里我们看出，北大校长作为简任官，级别实际上已经相当高了。

蔡先生所要求的特任官是什么级别呢？特任官是民国官员的最高一级，由民国大总统特令任用，一般适用于民国总理、各部总长以及各省省长。蔡先生作为北大校长担任特任官，实际上与教育总长平级了。

第二，给足钱。学校经费必须独立，教育部指定经费来源并足额保障，但经费完全由大学自己管理，北洋一概不得过问。

第三，放开手。校园内一切学术活动完全自主，北洋一概不得干涉。

当时代表北洋与蔡先生交涉的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范源廉，他早年参与戊戌变法，后赴日本著名学府——日本法政大学深造，作为教育总长的范源廉对于蔡先生的“大胆要求”深以为然，全部答应。后来，其他大学校长纷纷效仿，蔡先生提的要求也就成了民国高等教育的惯例。这些惯例，大概会让今天的人们感到讶异。

在民国那个兵荒马乱、战乱不断的年代，北洋政府乃至地方军阀对于教育经费的保障却格外充足。当时的《教育法》规定：

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省一级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对于教育这样大力地投入，不得不慨叹当时的人们对于教育的重视。

在这样的教育投入下，教师的待遇也相对较高。按照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月薪，教授为600至400元，副教授为400至260元，讲师为260-160元，助教为160-100元。当时，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

看到这个，您也就理解了胡适、林语堂那些教授为何活得那么滋润，他们的收入实在是太高了，不算稿费、演讲等额外收入，仅仅工资一项，他们的待遇就相当于民国的部长。

早些的数据则更为夸张。北洋时期，一个普通警察月薪低的只有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才20块银洋，而小学教师一个月就可以拿到40块银洋。

小学教师的收入是县长的两倍，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可见一斑。

在教育理念上，民国也有特别之处。那时候的教师留洋的比例颇高，或是受了国外风气的影响，他们在教学中勇于担当，敢于实践。

比如教材，一方面，民国时期的教材几乎完全是民间编纂的，由各校自主选择。另一方面，这些民间教材的质量颇高，前些年走红的民国国文课本便是例证。

到了民国后期，教育主管部门也曾企图控制高校课程，颁布所谓必修课程，但遭到各高校的联合抵制，学术大咖们更是嗤之以鼻，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那些教授们也是一个个傲气的不行，比如民国省立安徽大学的校长刘文典。

当时安徽大学与同城的安徽省立第一女中发生冲突，由于安徽女中拒绝安徽大学学生参加该校校庆晚会，引发安徽大学学生不满，竟砸门砸窗，打伤女中师生多人。女中师生大怒，遂赴省会请愿，要求严惩安徽大学肇事学生。

此事本来极简单，安徽大学本就理亏，开除几个肇事学生也就完事了，可这位刘文典校长却非常顽固，他说由他本人代表学校道歉可以，但是，学生本就血气方刚，打架斗殴再正常不过，绝不能处理学生。两校于是就僵住了。

此时某蒋姓总裁恰好在安徽，便被邀来调解两校冲突。

总裁好言劝刘文典处理肇事学生，刘只是不愿，总裁说：

“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刘文典随即回道：

“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根本不晓得你的名字。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不能以三十而立看待，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我是学阀，你一定是新军阀！”

总裁于是大怒，据一些材料描述，总裁立时就声称要枪毙刘文典。不想刘文典却先下手了，飞起一脚踢中总裁要害。此处提一句，刘文典是否真的踢了总裁，至今尚无定论，各位读者老爷见仁见智。

当然，以民国当时的环境，总裁是绝不敢真的枪毙刘文典的。此后，刘教授继续教他的书，总裁则继续带他的兵。

时至今日，我们的教育早已领先全球，甚至非洲国家的留学生都要不远万里，来到我们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复旦为首的一些院校，也诞生了一大批像刘文典那样敢说真话的教授。今天的教师们，像民国的先辈一样，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挣得了与他们的人格相称的待遇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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