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富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带给大学的启示

栏目:教育平台  时间:202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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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杨明哲,硕士毕业,人称万哥,英文名X-ONE,国内著名英语学者,知名英语脱口秀达人,考研英语辅导专家,中英双语演讲家,签约作者。

  本书是荷兰特文特大学高教政策研究中心为德国贝特尔曼基金会承担的一个科研项目的成果。在这个项目中,分析了11个国家高等教育政策最重要的原则、结构特征和职能。所选定的国家主要是澳洲、加拿大(安大略省)、丹麦、法国、德国、日本、荷兰、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的加利福利亚州。通过制定相关的统一的问卷对各国的高等教育政策进行摸底,从而在程序上确保了可比性,当然也涉及了一些相关的比较维度。本书的最后一章试图从国际的观点确定高教政策发展的主要趋势,问卷的比较维度涉及到调节与控制,自治和学术自由、联邦主义和中介机构。其实,这本书主要是围绕着伯顿三角在阐述,也就是紧紧抓住了政府、市场和院校三者之间的关系逐渐深入到各个国家中去来进行比较。这里说到的调节是指按照一定的目标,使用一定的工具,试图影响个人和组织的决定和行动,而且就调节本身来说,它是与权力和控制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有学者把调节界定为一个人的活动的选择,受到并非直接的是那个活动的一方或者直接卷入那个活动的实体机构的有意识的限制。基于此定义,我们进一步得出政府调节就是政府按照制定的目标和使用由政府支配的工具,指导特定的社会劳动者的决定和行动的种种努力。

  接着,这里有两种关于国家的界定很是重要,一种是起促进作用的国家,它是指一个政府赞同高等教育作为为那些具有正式资格进入高等教育的人提供一个机会,并不实际指挥高校的核心。如参与的模式,内部的管理,学术计划的开放,和权力等方面的政策。另一个是起干预作用的国家,是指一个政府积极的卷入试图影响诸如学生产品的性质(例如,增加技术方面的毕业生,学校的内部事务(改进效率),一所大学和它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和工业之间更加密切的联系等方面的工作的。一般的说,提到高等教育中的市场的概念,最好集中在像市场的要素,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竞争,成为高等教育系统全部工作的一部分的程度。

  本书的研究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产生这样一个名录,能告诉我们像市场的结构在驾驭和控制一个特定的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影响。学术界本身可以是一个强大有力的实体,正如克拉克指出的那样,在许多高等教育系统,教授已经把地方权力变为全国性的权力,从而全国性的教授成为官僚和政治家的可尊敬的反对者,插手决策的工具。除此之外,自治和学术自由也是关乎高等教育系统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是什么构成了大学中的自治的问题是意义明确的,而且在不同的国家,满足教授自治的模式非常多种多样。学术自由是学者个人在他/她的教学和科研中寻求真理,无论它引导到哪里,不怕因为触犯了某一政治的,宗教的或社会的正统观念而受到惩罚和终止工作。这里面把自治分为两种层面上的自治,一种是实质性的自治,它是大学或学院以它的法人的形式决定它自己的目标和教育计划的权力-院校的什么问题。另一种是程序性的自治,它是大学或学院在它以法人的形式决定通过什么手段实行它的目标和教育计划——院校的如何问题。接着是联邦主义的问题,在权力的问题上,政府作用的性质,除其他民族国家和联邦国家的区别,对于分析政府和高等院校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实体机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介机构在传统上是一个关键的学术影响的手段,正如克拉克所说,这些缓冲组织在历史上可以在院校的发展中,在联邦的,联合的或是市场的环境中发生的高等教育系统中找到。那么,这本书主要涉及到了哪些相关的研究方法呢?这个研究方法是基于11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他们是根据有关国家的通讯员准备的报告写的,所有这些报告是按照特文特大学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设计的问卷中所包含的的指导思想起草的。那么这个问卷的结构是怎样的呢?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包括高等教育在全国教育系统中的地位。第二部分是分析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权力的概念,除了其他的事项以外,集中在国家立法性质和影响,有关教学和科研计划的自主权和控制问题,学校的管理以及经费筹措。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析和考虑高等教育政策以及学校管理和经营作好准备。第三部分主要反映高等教育的中心目的,关键的问题、结构和高等教育政策的转变,以及涉及的主要行动者的作用和影响,是分析的主要内容。第四部分是反映高等教育政策结构和立法对高校运作的影响,集中在如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机制、框架以内的多样性、质量、竞争、使命和轮廓等中心问题。

  最后,本书试图从一个整体的视角去探究未来高等教育政策的趋势和走向以及相关问题。主要从五个方面去探讨:一是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系统的、教育计划和结构的多样性)。二是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管理和经营(系统的和学院的两个层次)三是政策手段,也包括系统的和学院的两个层次。四是质量和责任制。五是转变的状况。首先,我们来看下多样性的问题。多样性也就是性质和特性不相像,各种各样。多变的。多样性的问题之所以重要,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尽可能完善高等教育应答社会需求的愿望。政府对高校的政策有一个鲜明的意图,就是建立对社会需求和经济上优先考虑的的事项有较大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应答性的高教系统。斯塔德特曼教授为高等教育多样化列举了六点:一是多样化增加学习者可以享受的选择范围。二是它使每一个人实质上都享受高等教育。三是它使得教育和各个学生的需求和能力相匹配。四是它使院校能够选择他自己的使命,并限制他们的活动。五是它回应一个本身复杂的和多样化的社会的压力。六是,它成为学院和大学自由和自主权的一个先决条件。紧接着的是权力二字,高等教育的权力最终来自于知识,而高等教育的管理决定于处理知识的方式。从对知识的处理上找出最重要的组织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知识的领域构成一个高教机构的建筑材料。第二个原则是需要扩散决策的权力。第三个原则必须和高教机构的革新的权力有关。最后一个原则就涉及到权力的分配方式。在此之后的是政策的手段问题,首先来看系统层次的,这个层面上来说,政府的手段是提供资金,规划、评估和调节。其次是院校层次上面的政策手段是筹措资金,规划,评估和调节。在高等教育的转变中的紧张关系主要来源于扩张,扩张转过来影响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财政、管理和政府的关系,招收学生和课程、维护学术标准以及和中学系统的关系。改革是高等教育系统中比常常假设的要多得多的一个常数。而且由于需求增加,改革很可能留在高教的议程当中。当然,与其相比,确定改革的方向是一个困难的多的问题。因为未来会怎么样,谁都不会知道,所以我们对任何有关系统的未来走向的论述最好都是试验性的。

  那这本著作能给我们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带来哪些启示和思考呢?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最近这些年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很多的重要的政策实践都似乎和这本著作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姑且先把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放到一边,我们来从其反面的视角来审视一下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现状,基于此,笔者想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谈下自己的理解:大众化的冲击,高等教育分类发展,高等教育与政府的关系、科研与教学的关系、钱学森之问。

  一.大众化的冲击。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而进入了这个阶段势必会伴随出现很多问题,因为正如前面的著作里面论述到的,扩张会带来很多高等教育方面的问题,而从高等教育的本质来说,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是质量的问题,已经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解读,却没有人试图探讨从政策实践上如何去制定有效措施去保障教育质量的深层次解决。在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应该怎样发展。放宽了准入门径,会带来哪些结果。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有学者说,在大众化扩张阶段,最重要的是培养应用型人才,所以很多地方就开始出现灌注上应用型二字的各种话语。这到底怎么落实还是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朝着内涵上的大众化去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形式上的规模。或许这里面还有很多值得剖析的要素。

  二.高等教育的分类发展。前面的著作中提到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性,这如是验证了现阶段高等教育采取分类发展的重要性。分类发展,可以让每所高校找到属于自身的位置,从而摆脱各种流行之风,稳打稳扎的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有三个层次,专科层次到本科层次再到研究生层次。按照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的高校分类发展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层次:985工程研究型大学,211工程大学,教学研究型,应用型本科高校,一般本科高校和高职高专。不同类型大学采取不同的授课方式,不同的评价指标,不同的课程设置以及不同的建设目标,这就能很好地解决了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盲目性问题。

  三.高等教育与政府的关系。高等教育与政府之间到底应该界定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问题。高等教育是政府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助推器。那么,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是指挥者还是指导者,抑或是妥协者。我想,应该是指导者,高等教育领域一直在呼吁去行政化的问题。很多人对去行政化产生了误解,以为去行政化就是不要行政管理了,去行政化的核心要义就是减少行政在重大学术事务决策中的话语权,让学科发展规律去指导一切,让运用它的教授们去协商解决。这也就涉及了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问题。每所大学都有学术委员会,但是这些学术委员会是否起到了本应该有的作用呢?我想这是不言自明的。教授在其中又拥有多大的话语权呢?这也是很清楚的。所以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会是学术界永不磨灭的追求。

  四.科研与教学的关系。自从洪堡创办柏林大学以来,科学研究成为了高等教育的又一重大职能。从那之后,科学研究之风席卷全球,好像高校就理应担当起这个责任。科学研究成为高校的使命不是问题,问题是所有的大学都需要科学研究吗,像那些应用型高校就不应该有科学研究,像那些高职高专就更不应该有科学研究,当然,我所指的科学研究是理论研究,很多高校为了某些利益,盲目开设研究项目,最后导致学校两不像。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至于这个研究任务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就最好是985,211和教学研究型大学的事情,而不应该让其他的高校参与,这样能为高等教育节省很多宝贵的资源,使得它更健康的发展。在此之外,还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大学的教师没有处理好科学和研究的关系,他们总是走向极端,有些教师沉迷于科学研究,而忽视了教学,有些教员忙于教学而淡漠了科学研究,如何处理好科学与研究的关系,这是一个不老的话题,需要更多局中人去判定,去思考,去抉择。

  最后,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高等教育政策的指导,像国家颁布的发展规划纲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三十条意见,高等教育发展专题规划,珠峰计划,C9联盟高校的设置都是政策主体对政策客体之高等教育的种种尝试和努力,我想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只有真正理解了高等教育的本质,才不至于让自己在这条路途上偏离轨道,迷失自我,惟其如此,高等教育才会成为高等教育,人们也才会有效地掌握更多把握世界的方式,当然,最为关键的是钱学森之问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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