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尊崇到质疑：20世纪20年代留学生形象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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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社会场域中，留学生形象的变迁反映了社会对留学生接纳、期望、失望、质疑又期待的过程。清末民初留学生社会形象演变过程中，留学生从社会的边缘走到了舞台的中心。当然，在留学生群体内部，因国别、性别的不同，群体形象也有差异，值得作进一步研究。

人才能力的大小，决不是留学与未留学所能分别的。

当社会赋予留学生厚望、留学生自身也强调责任意识的同时，来自社会以及留学生内部对留学生产生了各种质疑的声音。

就整体而言，留学生在政界的表现不令人满意。1917年2月17日陆徵祥在欧美同学会演讲时告诫留学生：“北京场合如一火炉，最易销耗意志，回国留学生一入其中，鲜不为所镕化……敦勉各学员振刷精神，力袪习染，以‘安身立命’四字为立脚根本。”北京青年会对留学生从政现象的评论：“留学生中固不乏抱爱国爱民之心，负改良政治社会之志者，无奈一入政界，则心志改变，道德学问，日行退步。为自己地位计，为自己利禄计，则不暇顾及国家社会之安危矣。盖北京政界，一洪炉也，其消磨志气堕落道德之能力，实不可思议。”

陆徵祥

同时，政界留学生根据国别的不同畛域分明，尤其是留学东洋和西洋学生的矛盾在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经显现：“吾见留学生之入政界者，有英派美派德派法派之分，而尤以东洋派与西洋派为大别。派别既分，猜忌斯起，甚且互相轻鄙、互相倾轧，而祸遂隐中于国家。其实留学者，学其国之学也，归而出其所学以谋国，同为祖国尽力也，焉有所谓国界之分。”岂能“因留学之各异其国，而预存一畛域之心乎？”“回国就事之留学生，有东洋派、西洋派之分，不以学问相号召，而以留学地点分党派，此最离奇之事。”

中央政府中留日学生占三分之二的份额，留日学生众多且彼此援引，引《字林西报》通信社1919年电文中有“留美回国之学生刻被淘汰，不容其置身政界，而留日学生则受优待”之语，“中国政界位置尽为日本留学生占尽，吾侪（指留美生）归国后第一根据地，厥惟敎育界”。虽然语气夸张，但反映了留日生在政界人数众多并排挤其他留学生加入的事实。

20世纪20年代起，社会对留学生的评价发生了转变，质疑、批评的声音与日俱增。“回国留学生成千具万，无所事事，急待安插，此为今日教育上一大问题。”留学生留学以图谋好出身、发展新事业和开拓新见识为目的，由于预备不成熟而徒具虚名、志行不坚定而任意择业、绝乏团体的精神与组织、不考察国内社会的事情而使留学生归国后面临负评。

“今之留学生，志大而价高。入政界则欲一跃而为长官，入商工界则欲一跃而为经理、工程师，此无论国中之长官、经理、工程师为数有限，不能供留学生之求，即果一跃而为长官、经理、工程师，亦止能作傀儡。且无论留学生所学未必高深，即所学高深亦偏于理论而未尝从事于实验。”留学生中“抱一出国则声价十倍之卑劣观念者，实居多数……甚者有高小及中学毕业学生，亦皆海风一帆，遄赴欧美，此等人，于国情既未有深刻之观察；于学问，复鲜具相当之基础。返国以后，其思想辄悖乎国情，其行事更无俾于家邦”。“出洋回国的青年堕落尤甚”，“试看今日之回国学生，毫无团体组织，毫无主张，缺乏牺牲精神，甘居堕落者之多，言之令人伤心痛哭”。

是什么原因让留学生在20年代以后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讥讽？这本不应该是本文探讨的问题，然而的确与留学生形象的转变密切相关。

留学问题讨论的起因看似偶然：1923年黎元洪的女儿到美国读书，几家报纸大载特载，其行秘书、会计，前呼后拥，引发邵力子批评，认为“这样的排场用在游学上面，是闹阔，还是出丑？”“但须知今后教育前途的隐忧即在被富人垄断，而教育家的大病也就在媚富嫌贫。”这篇文章被《教育杂志》认为是1923年批评教育问题最早、最痛快的文章。《教育杂志》社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觉得现在中国的留学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界重要问题之一，简直和社会的根本组织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打算把各报章杂志关于批评留学问题的文章择要转载，我们自己如有特别的感想或意见，也拟继续发表；务冀引起国人的注意，也从速矫正这种误谬的现象，而求得较有效能的方法。”《教育杂志》同期转载了邵力子和陈霆锐的两篇评留学问题的文章。在此之后，留学问题成为各大教育杂志非常关注的议题，《东方杂志》《教育与人生》《中华教育界》《新教育评论》等刊物都投入到这场讨论。

黎元洪

《中华教育界》（1950年1月15日出版）书影

在此之后，舆论对留学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从总的情况来看，20年代以后社会评论留学问题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国家和社会的过失、留学政策的失策和留学生本身的问题。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惜乎政治不清明，社会混乱，不能容纳是项人材，使有志者抑郁无由自见，能者不能展其抱负，此实国家社会之有负于留学生，非留学生之过也。”从留学政策制订的角度，评论者认识到“今后我们国家的放任留学政策，如果不改变，那末将来亡中国的真病，恐怕就是国人之留学狂了！”而本文着重讨论对留学生本身的批评。

社会学研究者将兄弟会看作新秘密结社：“在美国的留学生中，他们因袭了中国秘密结社和美国大学中弟兄会的习惯，再加上些引援勾结的动机，就发生了许多的秘密结社，他们再把这些会社从美土移植中华，这在将来或许会成了留学生界的帮会吧！”舒新城在1927年留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近代中国留学史》中，也有“美国学生有秘密组织的兄弟会等，以为回国包揽事业的根据”的责难，这一批评在近代留学史上影响深远，后世在谈到留美学生时，往往引述这句话作为铁证，这是留学生饱受批评最主要的“罪状”，但是由于舒新城结论的武断，这一问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舒新成

留学生应该树立留学之志：“有志留学者，须知今日之中国，正属需要留学生之时代，中国之种种学识，远不如人。欲图企及之，非留学生莫属也。故强中国，有藉乎种种学识之进步，而进步学识之责，在乎留学生。留学生者，强国之原素也。凡吾学生之爱国者，不可以不留学。”对于留学生遭到的批评，一位即将出国学医的学生谈到：“不管别人的心理是怎样，我应当走我自己的路，对于本身问题，非澈〔彻〕底的研究不可。一方面打算吸收他国的精华，一方面打算介绍母国的文化，就是将来回国，倘若为着生计，赚钱也要光明，方不失学者底人格。对于国家社会，情愿抱牺牲的精神去做。因为新社会应当由我们青年人改造的，这是我的志愿。”

作为留美生，胡先骕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针对学者对留学生的批评做出回应，既有认同的地方，也对“责留学学生亦有一二过苛之处，此处亦稍稍为之辩护。”他认为“美国教育之佳处在注重实习与实验，故留美学生之学工商与科学者，确有相当之学术与经验。”不能全然将留学看作毫无成绩。

晚清民初留学生成立众多的留学生内部团体，从清末成立的寰球中国学生会，1913年成立的欧美同学会，1914年筹划设立的全国留学生联会，到1915年青年会组织留学部，上述团体都以联络留学生内部感情为其宗旨，留学生团体意识的增强反映了留学生对自身形象的重视。

欧美同学会成立之初成员合影

留学问题经过1923年到1926年的讨论，社会对留学生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杜威（John Dewey）自1920年返回美国，1925年在纽约针对中国留美学生所作“中国学生习西学之价值（The Value of ForeignStudies to Chinese Students）”的演讲中，认为“学位仅有商业的价值”，此言“在已经归国或现正在外国以及行将来外国之学生闻之，或竟多数认为不满意”。而杜威的本意则认为留学生不要以追求学位为目的，而要注重个人对于社会之实在的贡献。这一观念经留美生转述回国内，促使国内扭转对于留洋文凭的盲目崇拜。

杜威

与此同时，“一般社会却还是（对留学生）盲从如故。”其盲从的现象，如“上海有许多营业式的学校，登广告招生总要说‘本校聘请欧美留学博士硕士担任教授……’这句话是一种撞骗行为的告白——实在无此类人为教师，只要稍知社会情形的就知道——但他却供给我们许多可研究的资料。这种学校的主持人所以要这样登广告的，其目的在于迎合一般学生的心理而求多收学生。此种广告之效力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有人出此而常常出此者，必群众意识中有此崇拜留学生之观念……

清末民初诸多留学生文学中，留学生负面形象跃然纸上。虽说其文学形象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外文化冲突、融合的轨迹”，人们也承认文学形象有别于真实状况，却在不断引用这些材料时将文学形象与真实形象混为一谈，当误读扩大，误读就被当作事实，从而对留学史或留学生的认知有明显的否定倾向。因此，厘清其真实形象及其转变脉络，有助于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研究的深入。

留学生照片

本文转自公众号：史学月刊，原文载于《史学月刊》2019年第4期（原文为《晚晴民初留学生社会形象及其演变》，上文选摘了文章后半部分，前半部分请见本号昨日发布内容）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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