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生娃姥姥带,天津人都该记得,跟爸妈上班上托儿所的回忆

栏目:学前教育  时间:202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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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提到“天津一大怪,生了娃娃姥姥带”。这背后有感情因素,更多的是时代的变迁。

幼儿园开学遥遥无期,“后悔帮孩子带娃吗?”天津姥姥回答火了

在“姥姥”们第一次做妈妈的时候,是有一种托儿所-幼儿园-学前班的“配套”的;如今女儿当了妈妈,姥姥们不得不再次披挂上阵。

遥记80年代,双职工兴起,很多单位企业中都有托儿所,父母带着孩子上单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下班时再接走带回家。不过到了2000年以后,这种模式逐渐消失了。

图:1939年,延安“中央托儿所”,为感谢洛杉矶华侨及国际友人援助,改名“洛杉矶托儿所”

国家带娃的前世今生

中国的托儿所出现于1929年,设立托儿所,是为了“解放妇女”。

托儿所”和“幼儿园”,常被当作可以通用的同义词。其实二者区别很大。

幼儿园,又称蒙养园、幼稚园等,晚清时传入中国。1916年规定蒙养园“以保育三周岁至国民学校年龄之幼儿为目的”。此后中国的幼儿园机构,大都沿用此项规定,主要招收3岁以上学龄前儿童

3岁以下婴幼儿进入的才是“托儿所”。不同于幼儿园有较多的教育目的,托儿所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家长,尤其是帮助职业女性看护孩子。

1949年后,中国开始大规模配置托儿所。

截至1954年,全国厂矿企业、医院、学校等系统已建有托儿所4003个、哺乳室2670个

当时的农村也有托儿所。同男人一样参加“积肥、打井、修渠、修梯田、修滩地、种菜、饲养家畜等工作”,曾被视为“妇女解放”的莫大光荣。为支持这种解放,各地合作社建起了大批托儿组织。如1956年,湖南省临湘县346个合作社,共建立了371个托儿组。

这在当时是一种“时髦”。

图:1951年,重庆的农忙托儿所

1980年,《人民日报》统计当时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共有各类托儿所、幼儿园98.8万多个,入托儿童3400多万人,入托率28.2%。

这一时期,厂矿托儿所由厂矿行政、工会组织、妇女组织共同指导。农村托儿所归地方领导。街道托儿所属于街道办事处。市区立托儿所是卫生部门设立的。机关、学校托儿所归属于本单位。

这种母子车曾大规模生产,后来由于安全原因被淘汰了。

进入90年代,随着国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企业附属托儿所纷纷关闭,旧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也大都不复存在。

据教育部2005年第二期《教育统计报告》显示,相比2000年,短短五年间,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56668所,锐减70%——其中,托儿所的消失比重远大于幼儿园。[

时代变了。“托儿所”的问题也变了。

天津的托儿所

托儿所是孩子离开父母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是孩子获得关爱、学习生活知识的欢乐天地。上世纪50年代,托儿所、幼儿园负责看管孩子的保育员被称为“阿姨”,绝大多数托儿所、幼儿园都很简陋。如今,许多幼儿园配有专业的幼儿教师,教室宽敞明亮、设施齐全,多媒体教学越来越普及。

1956年,托儿所阿姨喂饭。

城市职业女性人数在近20年里大幅上涨,加上“二孩政策”的出台,对托儿所的需求并没有消失——调查显示,74.2%的职工希望孩子入托,在希望孩子上托儿所的原因中,有52.9%选择了“家里无人照护”。

根据调查,单位托儿所的优势很多,“可以让孩子和单位同事的孩子一起长大,这既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也能促进员工之间的感情。”“解决了员工的后顾之忧,员工也能更好的工作。”

1957年,托儿所称体重。

不过,也有人提出了自己的担忧,“现在私人企业和外企比较多,这样的托儿所恐怕只有大型国企才有能力去开。”“我们这种小公司的员工还是得自己想办法。”

1957年,培新幼儿园孩子在复兴公园。

有人说,自己小时候就是在父母单位办的托儿所里长大的,“一些大型的国企自己会办托儿所,甚至会办学校,父母省了很多心。”

1957年,从小培养劳动观念。

1957年,帮同伴穿鞋。

上世纪60年代,天津市和平区兴安路的一家幼儿园内,孩子们在保育员的看护下做游戏。

上世纪80年代,简易托儿所为双职工解决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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